【《华人》传媒 2025年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请七位专家展望美国资本主义50年后的样貌。有些专家作出了乐观预测，有些专家则不那么乐观。但他们预测的各种图景颇具参考意义。
常言道：“预测很难，预测未来尤为困难。”
如果要在1975年那会儿展望50年后的样貌，经济预言家们恐怕很难预见接下来十年间发生的一波波放松监管、加息和减税浪潮，也难以预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金融业发展、私有化和全球化进程。应该没有什么人能够预见互联网的变革性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疫情和封锁造成的经济停滞，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与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尝试作一番预测。我们向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请教了两个问题：你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在50年后将呈现何种样貌？它与今天会有什么不同？
他们谈了很多：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我们要选择哪一条AI道路？
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这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等新的变革性技术不断涌现。
可能性最大的未来图景是，经济由少数科技公司主导，AI工具自动完成从前由人类从事的各种工作任务。如果AI快速发展成通用人工智能，AI模型在所有认知任务中均能达到人类专家的水准，那么这种未来图景就会成为现实。但大规模自动化在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之前就能向前推进，甚至根本不需要通用人工智能。这种“一般般的自动化”(so-so automation)集通用人工智能的诸多弊端于一身，会快速取代劳动力，却很少具备通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对生产力的提升有限。
当前，我们走的是一条缺乏反垄断执法、政界普遍顺应科技巨头意愿的制度路径，如果沿循这条路径，随着自动化的发展，未来我们可能会目睹科技行业的持续整合，少数巨头不仅主导科技领域，而且会逐步主导其他行业。
更严重的是，这将催生极大的不平等——少数高技能劳动者继续承担核心任务，其他人要么变得可有可无，要么会失去工作，掌控领先AI公司的科技大亨与普通人之间也将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另一种未来图景是，对AI的恐惧促使政府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形成一种AI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收集海量数据，并直接或间接控制生产资料与数据处理手段。
科技部门乃至整个经济体集中度上升并非必然趋势。自动化与监控也绝非我们未来唯一的道路。AI完全可以朝著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帮助人类完成更加复杂的新任务。
试想AI为电工、蓝领工人、护士、教育工作者及其他群体提供针对具体情境的有用信息，使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从事若无此类信息与实时辅助便无法完成的新工作。这样的未来能够提升生产力（而“一般般的自动化”不行），还能让我们有机会减小而非扩大不平等（因为对人力劳动的需求会随人类能力的拓展而增加）。
这种更好的未来图景并不是虚幻的妄想。如果加大市场竞争，便能大大提升其实现的可能。AI的现有能力足以胜任这项任务。但我们并没有向这一方向前行。集中程度的增加和科技行业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痴迷正将我们带向较为黑暗的未来。
在这种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才能选择较为光明的未来——使之惠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非仅仅造福科技大亨。
达龙·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学院教授，202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行政国家的式微
未来50年，美国资本主义仍将是充满活力、驱动创新的增长引擎。尽管当前面临逆风，但延续250年的模式不可能终结。这个国家依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免遭外部威胁的优越地理位置，并拥有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框架内维护政治多样性与实验精神的联邦体系。
可能发生变化的是资本主义与美国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对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本世纪20年代隐现的财政危机——由预算赤字激增和不可避免的福利支出危机引发——将加快监管型行政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衰竭。美国两大政党都已在设法拆除调和产业经济中劳资关系的法律框架——共和党的政府效率部和民主党的丰饶运动(abundance movement)便是明证。
21世纪的美国国家在后工业经济的现实基础上进行了重建， 并受到财政现实的制约，必然要融入硅谷的科技及其思维模式，同时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民主治理的现实需求。
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向多极全球秩序的转变，将成为驱动美国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美元或许仍然享有极大的特权，但在替代性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塑造的世界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透明度、信任和对法治的坚定承诺来赢得这种特权。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塑了政府与科技界及高等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预见，这种全球新秩序——有人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压力将在美国内部造成影响。
在那些被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政府投资将加速增长，我们甚至可能看到冷战时期分散部署理念的回归，即通过在全国各地部署军事基地来避免核战争。新型分散部署将着力在沿海地区之外培育经济增长中心，以便在满足国内政治需求的同时处理国家安全关切。
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著有《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后一位保守主义者》(Milton Friedman: The Last Conservative)一书。
奥伦·卡斯(Oren Cass)：重振美国资本主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近几十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呈现衰退势头，原因在于利润最高的活动与社会价值最大的活动日益背离。
如果最高的投资回报来自离岸外包、金融工程以及开发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应用和垄断平台，资本便会流入这些领域。如果高频交易员能够获得最高的薪酬，人才便会涌入这一行业。实体投资减少，增长放缓，产业萎缩，薪资增长停滞，美国的经济实力转移他处。如果资本主义沿着这一轨迹走下去，便难以再存续50年，这将是一场可怕的悲剧。
如果美国要成功重建高效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建立一种通过政策约束来引导资本流向生产性领域的经济体系。21世纪初那种不受制约的全球化和近乎门户大敞的边境将成为遗憾的往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边界的国内市场，让竞争环境更倾向于鼓励国内生产，并仅接受保证贸易平衡的国际贸易。
关税与资本管制将共同发挥重要作用，让国内投资比离岸外包更具吸引力。在国内市场内部，产业政策将补贴高风险和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投资，而金融监管将遏制非生产性投机行为。如果大大加强反垄断执法和消费者保护力度，垄断者和成瘾性劣质商品供应商就没有机会再获得超额利润。
在这些政策变革的背后，将是政治经济领域更为根本的转向——摒弃赤裸裸的消费主义，拥抱更加丰盈的人类繁荣理念。公民不再仅追求效率和廉价商品，而是要求市场促进广泛的繁荣，这种繁荣建立在能够养家的就业岗位、强大的社区和坚实的工业基础之上。如果资本主义面向这些目标重新定位，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这正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当前的任务。
奥伦·卡斯是智库American Compass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为杂志Commonplace撰写通讯《理解美国》(Understanding America)。
卡罗拉·弗莱德曼(Carola Frydman)：新型公私合作模式
企业在政府干预有限的市场中经营的自由，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石。从建国初期的家族企业到今天的科技巨头，由利润驱动的企业将创造力转化为创新力，推动实现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但要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可能越来越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更加紧密的协作。
未来几十年，塑造美国资本主义面貌的可能更多是战略监管，而不是不受约束的竞争。随着市场力量集中到少数主导企业手中，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加强反垄断执法力度。但一个世纪前为铁路和工业托拉斯制定的法律可能不足以适应现代技术经济，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修订。此外，尽管强制企业拆分的情况目前还比较罕见，但这类做法日后会变得更加常见，目的是保护竞争和激发创新。
与此同时，公私伙伴关系、定向投资以及对关键资源的支持（技能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可能会深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现有合作。这些举措最有可能出现在关乎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力的领域——包括半导体、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和国防。美国与依赖国有或集中管控的国家不同，其制度将重视与私营企业协同运作的独立机构，同时借鉴曾用于提升国防领导力的模式。
这会造就一种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它不会取代市场力量，而是要驾驭市场力量，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
卡罗拉·弗莱德曼是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哈罗德·斯图尔特金融学讲席教授、约翰·沃德家族企业中心(John L. Ward Center for Family Enterprises)学术主任。
格伦·哈伯德(R. Glenn Hubbard)：更有力的安全网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尤其是美国创造的财富令人惊叹。这不禁让人想到剧团Monty Python的电影《万世魔星》(Life of Brian)中的一幕，人群里有批评者问道：“罗马人究竟为我们做过什么？”结果有人给他们列出一份长长的贡献清单。但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能够存续，靠的并不是往昔的辉煌成就，而是通过不断适应经济环境的巨变。
如今，我们站在另一个转折点上，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应对结构性冲击（尽管有时非常缓慢）来保持其创新与颠覆内核的模式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轨迹。
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规模大、范围广、速度快，这将催生一种旨在应对颠覆所带来长期影响而非周期性冲击的新型社会保险体系。对个人来说，该体系将包括就业支持、社区学院与培训，以及面向年长劳动者的工资保险。对地方来说，这将包括由联邦政府向高结构性失业社区和区域发放补助金，以刺激新的商业与就业机会。只有采取这类举措，才能从侧重应对短期失业的周期性保护转向搭建与不断变革的经济体重新连接的长期桥梁。
这些构想与美国历史上采取的赠地大学计划和《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 等重大应对措施相似，将联邦资金支持与各地的方针（允许各地根据当地商业和就业机会调整应对措施）相结合，这是美国过去经济政策的另一项鲜明特征。
随着经济安全网的强化，当前的高关税和保护主义浪潮将逐渐退却。保护主义是抵御变化的壁垒，但也阻挡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和公共财政压力将导致政府依赖消费税来取代现行所得税体系；如果持续提高储蓄和投资的税率，将会遏制未来的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对企业现金流征税（对企业收入扣除包括投资在内所有支出后的净额征税），以代替现行的企业所得税。要促进国内生产，我们还可以在企业税中加入边境调整机制——出口免税，但公司无法就进口成本申请抵扣。
这一改革能够让美国摆脱混乱的关税体系，转而实施有助于促进投资的税制改革，并激励美国和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
在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这些在创造性破坏进程中把握机遇的设想还将使美国资本主义的面貌焕然一新。它们还体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自由主义思想——他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恰好在美国建国之年问世。这种革新将《国富论》和美国资本主义中竞争机制的作用与竞争能力相结合，这是美国资本主义转折点的另一项特征。
今后几十年，这项“2026计划”应该会守护美国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丰饶与繁荣。
格伦·哈伯德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名誉院长、罗素·卡森金融学和经济学讲席教授，曾在总统乔治·布什当政期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格雷戈里·曼昆(N. Gregory Mankiw)：六项预言
所有经济学家的水晶球都是雾里看花，我的也不例外。但如果我眯眼凝视，还是可以窥见美国经济50年后的一些图景。
1.得益于科技的进步，普通美国人经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将达到今天的两倍左右。
2.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将持续存在，民粹主义煽动者将继续声称精英操纵经济。为应对这一问题，政府将巩固社会安全网，包括提供适中的全民基本收入。
3.税负将提高，因为要为扩大的安全网提供资金，还因为人们应该已经认识到，不能让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例无限攀升。美国将和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征收增值税。
4.每周工作时长将缩短，因为税负增加产生抑制效应，而且大多数人希望利用财富的增加来享受更多闲暇。
5.制造业就业应该会近乎消失，但制造业产出仍将保持强劲，因为机器人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服务业岗位将会扩张，并涌现出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全新职业。
6.政府将承认过去的错误，不再采取对竞争性市场实施的多数强硬干预措施，例如产业政策、关税、最低工资、租金管制及邻避主义分区政策。
到那时，大多数公众和经济学家都将对这些动向感到满意。我们不妨把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当成经济学家，并套用他的一句话：经济宇宙的弧线很长，但终将趋向高效。
格雷戈里·曼昆是哈佛大学罗伯特·贝伦经济学讲席教授。他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总统乔治·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资本主义将不断适应
1942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发问：“资本主义能否存续？”他的答案是：“不，我认为不能。”但在80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并没有消亡。熊彼特未能预见的是，资本主义因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而得以存续。这种灵活多变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通过观察市场力量、识别社会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机遇，找到了适应新现实的方法。未来我们将面临更多经济冲击——尤其是人口增长的终结和全球人口老龄化，还要面临全球物理环境压力增大的严峻现实。
资本主义的活力源于创新。在八旬老人比例攀升之际，创新将为我们提供AI管理的机器人养老照护。在越来越多的高龄者寿命延长，而为社会保障体系缴费的年轻人减少之际，企业家将为能够且愿意工作的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气候变化将促使资本家寻求应对之道。在气候变暖之际，新技术将开发出能够使住宅更好地隔绝极端高温和野火侵袭的建筑材料。从转基因生物体到更高效的海水淡化技术，自由市场将以种种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构成的挑战。
先进的数字技术、通用人工智能和之后的各种创新将解决日常生活中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包括日趋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新技术将使人类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享受更优质的食物和难以想象的娱乐体验。随着先进技术接管枯燥繁重的工作，人类的劳动时间将减少——除非他们不愿如此。资本主义将提供应对新挑战所需的技术、企业家、资金和技术工人。
哪些事情可能出问题？许多事情都可能出问题。但如果真出问题，那不是资本主义的错。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是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罗伯特·斯特罗茨艺术与科学讲席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
（来源：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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