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張陽
章節三、鎔美鑄華
紐約Nassau Street，如今是曼哈頓金融區的一條短小的街道，我們試圖在這裡尋找一個早已消失的地方——哈蒙基金會舊址。
「我那個時候沒有門兒，就去找這個《紐約時報》看廣告，我就用了一張畫兒（應聘），後來就畫連環畫，掙很少的錢。」[1] 1941年，翁萬戈用一張漫畫開啓了新生活，很快，他結識了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第二任社長孟治（Meng Chih），孟治先生曾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也是最早赴美的留學生之一。他建議翁萬戈，既有工程專業的底子，又有文學和繪畫基礎，兩者結合起來，電影是最適合的方向，隨後便將他介紹至哈蒙基金會（Harmon Foundation）學電影。每天上午9點到下午5點學習電影製作，晚上回家要畫一頁連環畫維持生計，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三四個月，直到翁萬戈可以獨立製片。「我幾乎每天只睡五個小時，那段經歷讓我成長為一個真正的男人，因為那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2]獲得基金會的獎學金之後，他辭去了連環畫的工作，開始每日浸泡在紐約圖書館，借讀當時已出版的電影著作。在哈蒙基金會一年多時間里，翁萬戈先後製作了《美國之中國古畫》《出自中國畫筆》《中國兒童》《中國必得我們幫助》等影片。製作電影的成就感立竿見影，這驅散了他改弦更張的陣痛。
1942年至1943年間，好萊塢積極籌拍以中國為背景的電影，既為配合羅斯福政府「對中國爭取自由，反抗侵略之奮鬥，特佳贊揚」的戰時政治宣傳定位，也試圖借助美國社會興起的第二次「中國熱」拓展市場。然而，時任美國國務院電影顧問的翁萬戈，對《中華萬歲》（China，1943）、《飛虎嬌娃》（Flying Tigers，1942）、《中國女郎》（China Girl，1943）等影片深感不滿，認為這些作品仍是「描寫美國人在中國建奇功的玄想故事」，並評論道：「這些影片都逃不出奇情劇（melodrama）的範圍。」[3]
1945年，華美協進社與哈蒙基金會聯合出品紀錄片《鎔美鑄華》（The East in The West），講述中國留美學生的故事。翁萬戈擔任寫作、講述、美術、編剪等職務，他終於獲得機會，在作品中充分抒發自己的思想與志向：「文化沒有疆界，山雖然高，海雖然廣，但從不能阻礙思想的傳播。近代運輸的進步，把地球無形中縮小，國與國間把知識自由地交換，促進了世界文明的前進。」[4]
翁萬戈在影片中塑造了一組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群像，從工程到農業，從生物到醫學，他梳理了當時在美國工科領域中重要的中國面孔，也不忘展示在文學藝術方面深耕的華人——「新聞系的學生研究如何蒐集材料、編印報紙、傳達新聞、樹立輿論；電影是近代一種最有效率的教育工具。戲劇有潛移默化的力量；音樂、雕刻、繪畫，哪一樣不把人生的覺察、情感鍛鍊成精華返回來鼓舞人生，打破了古今中外的藩籬。」
對個人而言，影片還有著更特別的意義——這是翁萬戈與妻子程華寶的定情之作，兩人在哈蒙基金會相識，隨後攜手完成了創作。
1944年，翁萬戈與程華寶在紐約布里克教堂舉辦婚禮。新婚的喜悅，恰逢抗戰勝利的曙光，翁萬戈的電影事業漸入佳境。
1946-1947年，美國國務院文化司邀請中國文化界名人赴美考察，翁萬戈借此結識了小說家老舍、戲劇家曹禺、漫畫家葉淺予及其夫人——舞蹈家戴愛蓮；同時，中國電影界也派出三位代表赴美：製片人鄭用之（前中國電影廠廠長）、導演司徒慧敏與孫瑜。一時間，紐約的華人文化圈變得熱鬧起來。[5]翁萬戈趁勢創辦中國電影企業美國公司（China Film Enterprise in America），雖為初創，陣容卻稱得上豪華：公司標識由葉淺予設計繪製，司徒慧敏擔任副總經理，鄭用之與孫瑜擔任董事。成立一年間，公司先後攝制《中國人物畫》《中國山水畫》《中國民間舞》《中國影戲》等短片，其中後兩部影片入選1948年愛丁堡第二屆國際寫實電影節展映單元。
1948年，翁萬戈在孫明經創辦的《影音》月刊上發表《「中國電影企業」在美一年錄》，介紹公司基本情況的同時，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創作目標：「公司雖然設在美國，我們的基礎仍在中華，所以本年最大的希望，是同國內製片家及攝影家合作，把值得介紹的中國風土人情文物攝制出來，到此地編剪錄音，供給國外的觀眾；同時國內影界同志推廣了影音工具在教育上的應用，我們自然也可以大量地把歐美名教育及寫實片製成中文，灌輸到國內來。」[6]
美國聖勞倫斯大學國際與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鄭硯秋在採訪中說，在那個年代，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僅停留在華埠與華工層面，並未看到中國令人仰慕的文化內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翁萬戈是在用影像的手段，踐行著文化外交。
在紐約，我們拜訪了翁萬戈的老同事Henry Steiner，Henry與父親Leopold Steiner都曾和翁萬戈搭檔拍攝電影，Leopold Steiner也是在二戰的影響下從奧地利移民美國，與翁萬戈同在哈蒙基金會學習電影，他們都嘗試借助電影手段，訴說被迫離開並且正遭摧毀的故土文化。這樣的動力，持續了數十年，甚至一生。
1945年，二戰結束前夕，翁萬戈開始協助教育家晏陽初籌劃「平民電影」（People's Films）與「平民出版」（People's Press）兩大項目，並起草了《平民電影廠計劃綱要》（A Plan of the Peoples’ Films），文中寫道：「以電影教育我國民眾，不但三萬萬文盲可以受惠，即已受教育之一般公民亦可因之激發其向上之心……利用電影消除我國的愚、弱、貧私」[7]
然而，1946年，抗戰勝利的熱氣尚未散盡，新一輪的戰爭已然醖釀，這項充滿理想的計劃隨之破產。
章節四、長飛返國
2025年5月，我第一次見到翁萬戈的女兒翁以思，她剛結束十幾個小時的飛行，從美國回天津看望家人。「父親出生在一戰勝利的1918年，而我出生在二戰勝利的1945年，我們和歷史的關係都很緊密。」未曾經歷普通話在本土近幾十年的融合與變遷，她一開口，仍帶著與父親相近的京腔——那是翁萬戈1938年赴美後，便停滯生長的口音。我們隨她一同來到堂兄翁以鈞家中，桌上擺放著一張1948年的家庭大合影，彼時照片里的翁以思，只有3歲。
1948年，抗戰勝利過去兩年多，離家已十載，回國探親的心願難以壓制。翁萬戈與妻女分頭先後回國，這一次，他在飛機客艙中寫下《長飛返國行》，比起十年前在郵輪上寫《明月如刀》時的他，此刻更顯雀躍和豪邁：
雲飛天上天，
地吞山外山，
心入空冥身若仙，
生今死古往還間。
長風逐日日不沒，
萬里雲霞在襟袖；
鵬翼塵埃笑金闕，
天池野馬恥宮囿。
君不見
太空無界國無邊，
且摘明月照詩篇。
在天津扶輪社，他發表「電影與國際關係」的主題演講：「現在中國的電影還不能拿到外國去放映，一部記錄中國人民實際生活的影片，必可增加這世界對於中國的瞭解。」在北京蘇州衚衕，他向大家介紹美國發達的教育影片與新聞紀錄片。隨身攜帶16毫米電影機，他在戰爭的間隙，開始一場大地行走。
在天津，這座承載了翁萬戈童年記憶的城市，他用鏡頭撫摸貧民的生活百態，也定格了戰後重建中的南開校園：「昨日的荒蕪，終將成為明日的花園，天津乃至整個中國，能無所畏懼地直面未來。」[8]
在北京，他贊嘆歷經千年的皇家建築之美，也捕捉著市民的日常狀態，「在此我們或可慶幸，不同於那些威嚴的帝王，他們肩負統治萬民的重任，以致無法毫無拘束地欣賞自然和藝術之美，我們卻能安然欣賞這景色，悠然地拋下釣線，無需擔心被注視。」[9]
在南京，他記錄下巨變來臨前的寧靜——故都的建築、城牆的彈坑、勞作的農民、欣賞雨花石的青年——鏡頭裡也藏著「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慨嘆。
在杭州，他帶家人泛舟西湖，「周圍群山環繞，它的情緒不斷變化，有時清寂而平靜，有時明媚而靈動，四時皆有魅力。」[10]
而面對常熟，這座陌生又親切的故鄉小城，他留下了一段深情的告白：「樹高千尺，葉落歸根，我終將在結束漂泊之後回到故鄉。」[11]
後來，翁萬戈將此次回國拍攝的素材整理製作成5集紀錄片，分別是《北京，馬可波羅的奇跡》（Peking, Marco Polo’s Wander）、《天津，華北的門戶》(Tientsin, Gateway to North China)、《南京，中國的故都》(Nanking, the Southern Capital)《杭州，中國的園林城市》(Hangchow, China’s Garden City)、《揚子江畔一小城》(A Town by the Yangtze)，哥倫比亞大學將其合稱為《中國大地》系列[12]——這是翁萬戈一生唯一實拍於中國的影片，為戰爭籠罩下的故土，留下了罕見而珍貴的日常景象，也成為他電影遺產中最為動人的「影像家書」。
「解放戰爭時期，沒人有心思去拍普通人的日常，這樣的題材顯得不合時宜。可翁萬戈卻拍下了這些珍貴畫面，讓我們看到宏大歷史背後，中國人是有這樣的一種節奏在生存著，他們與世無爭，安穩度日，這些同樣是歷史，同樣值得去記錄。」（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鎮）
「帶著童年和故土的記憶，翁萬戈的視角很特別，他始終游移在中西兩種文化之間。」（哈佛大學洛克菲勒亞洲藝術專席教授汪悅進）
「很像是翻看明清時候關於地方名勝描繪的冊頁一樣，他進行剪輯和串聯，從而形成了一個關於家鄉的記憶剪影。這一切的起點都是這一個個體，這一個人，他走向了那個地方。」（前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部助理應非兒）
「翁萬戈覺得家鄉的過去和現在是融為一體的，他很喜歡拍河流。對他來說，河流代表著歷史和時間的流逝，更是他連接自己與家鄉的情感紐帶。」（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電影與媒體研究副教授錢穎）
攝制組沿著舊影的痕跡，在幾個城市尋找著現實的對應位置：有些景象早已隱入塵煙，有些仍能清晰辨認。翁萬戈用膠片為故土創建了一個時間的圖層，後人得以在今天翻看到歷史的層累。鏡頭中，他鮮少記錄戰火的痕跡，只在《八十自述》中道出了心底的傷感：「回到常熟老宅彩衣堂，經過日偽侵佔，國軍回收以後，變成了傷兵醫院，根本無法進去觀察，重溫舊夢。戰後破爛的市容，荒涼的祖墳，焚燒成殘垣斷瓦的丙捨，只有農夫的小羊使我感到一絲童年的樂趣。」[13]
1948年底，深知無法在故國久留，翁萬戈與父母兄弟商議後，決定整理登記在自己名下的書畫、古董、文獻，並將其帶到美國——這也是他第一次查明屬於自己的遺產。父親親自將文物裝箱運上船，翁萬戈迎來了又一次別離，「那一天我拜別雙親，百感交集，但料不到這是永訣！」
（下期續……）
[1] 2013年翁萬戈錄音，翁以思提供
[2] 2016年翁萬戈錄音，翁以思提供
[3] 李笑穎.羅靜予與太平洋戰爭時期中美電影的跨國互動（1941—1945）[J].電影藝術,2025(5):20-21.
[4] 紀錄片《鎔美鑄華》解說詞
[5] 翁萬戈.八十自述[M].第一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6: 53
[6] 翁萬戈.「中國電影企業」在美一年錄[J].影音,1948,7(1)
[7] 翁萬戈.平民電影廠計劃綱要[J]電影與播音,1946,第5卷 第8-9期，74頁
[8] 翁萬戈紀錄片《天津，華北的門戶》解說詞
[9] 翁萬戈紀錄片《北京，馬可波羅的奇跡》解說詞
[10] 翁萬戈紀錄片《杭州，中國的園林城市》解說詞
[11] 翁萬戈紀錄片《揚子江畔一小城》解說詞
[12] https://findingaids.library.columbia.edu/archives/cul-11018656_aspace_b3c37febdf9519f1ca44002126b2f9ad
[13] 翁萬戈.八十自述[M]. 第一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