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麗容

圖｜駱  新

誰是駱新

駱新，上海廣播電視台東方衛視首席記者、新聞評論員、主持人、國家一級編劇、藝術策展人。更是駱新書房公益閱讀交流中心理事長。

1992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1995年後在中央電視台工作，擔任《正大綜藝》《半邊天》《影視同期聲》《當代工人》等欄目的導演，主編、主持人。2003年加盟上海東方衛視，擔任創意總監、新聞評論員及主持人，創辦並主持《看東方》《東方午新聞》《東方夜新聞》等新聞專欄和一系列衛視重大新聞直播報道和大型活動。長期策劃及主持的還包括《東方直播室》《百里挑一》《頭腦風暴》《夢想改造家》《與星共舞》《詩書中華》等周播和系列季播欄目，為《最美公路》《一路向北》等紀錄片主創。曾擔任上海戲劇學院播報與主持藝術系主任、教授，以及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戲劇學院客座教授。

榮獲多次獎項：全國優秀主持人、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中國新聞獎二等獎，上海新聞獎一等獎、上海廣播電視一等獎；2007年獲選為第十四屆「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2009年獲得第五屆全國德藝雙馨電視「文藝工作者」稱號。

化「口吃結巴」阻力  為「口條清晰」的助力

1968年7月駱新出生於北京，學齡前主要在杭州祖父母家中度過。由於父母工作的需要，他經常往返於北京與杭州之間，南北方語言的巨大差異使他對開口說話產生畏懼，害怕遭人嘲笑，最終導致嚴重的口吃問題。這也影響了他在小學期間與同學的相處，時有肢體衝突，於是他選擇逃避並常躲在家裡拼命看書。因此，在小學三年級時已將「四大名著」閱覽過，並在書頁間隨筆批註。這樣的閱讀歷程，成就他日後文字功力的重要基石。

這樣的情形到了中學時有所改善，剛復刊的《北京青年報》在北京各中學招學生記者，在老師的鼓勵下駱新便成為「北京市中學生通訊社」的業餘學生記者，並擔任了該區的分社社長。在這段經歷中，他努力成功克服了口吃的問題，再也不結巴，最後還成為節目主持人，始料未及。

是「主持人」      更是「策劃人」

在擔任主持人時，他秉持的原則是「好的主持人就是要『忘記自己，在意別人』」。他認為一個好的主持人一定是更多的在意別人，在意被採訪人，跟共同來做節目的這些人，隱藏自己，把自己像一個空氣一樣瀰漫在這個環境當中，跟別人融為一體，這就是他認為的一個好主持人。

駱新大學期間參加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欄目的一次主持人競標活動。當時還在中央戲劇學院讀書的駱新參加了這項競標。主持的項目沒競標上，駱新的撰稿和編導才華卻被該節目製片人發掘出，以實習編輯的身份將他留了下來。就這樣，駱新成為《正大綜藝》最早的編導之一。而後在央視參與策劃了許多專欄和節目，如《影視同期聲》、央視主持人大賽等。

「比起主持人，我覺得自己更稱職的身份是策劃人。」駱新這樣描述自己的。

愛書成癡  「駱新書房」

駱新也是一位愛書人，會撰寫書評，提醒自己「保持閱讀習慣」。他認為，寫東西是自我梳理的一種方式。

「一個人知識的多寡，其實與境界高低並沒有必然關聯。多讀書，並不像許多教育者所評價的，是『為了增加知識面』，而是為了提高人的認知能力。」

愛書的喜好讓他長期關注書店產業的發展，2019年「駱新書房IP實驗室」成立——與各方合作，包括上海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聯合進行專案運營，將設計融入生活，將生活融入設計。也與「上海老字號企業協會」創辦「上海老字號協會IP創新實驗室」網聚設計與創意的力量，為傳統老字號企業的轉型升級提供創新的平台。

2020年6月「駱新書房公益閱讀交流中心」揭牌。2021年底，「駱新書房」與上海交大教育集團高淨值研究院共同成立了文創產業委員會，致力於文創事業發展。2024年1月「駱新書房」線上試營業，2月14日實體空間正式運作，這是一家現代化的創新書店，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結合了興趣和特長，他擅用策劃專長及創新概念，採「混業經營」的模式和風格。核心價值是以文化傳播和藝術拓展，經營圖書、非遺藝術、文創產品和傳統文化工藝等，為各大企業和機構提供行銷策劃、品牌維護等服務。

他表示在當今這個忙碌而浮躁的社會裡，這裡真是一方寧靜之處，給人一種很難得的精神享受。

～「繡外慧中－上海絨繡環球旅行記」～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2024年6月駱新以展覽策展人身份舉辦了一場《「繡」外慧中》展，在為展覽所撰寫的序言與跋文中提到：絨繡能夠在上海發揚光大，得益於海派文化的土壤。「海派」之稱始於繪畫，盛行於戲劇、文學，最後遂泛指一切中外雜糅、兼收並蓄、順應市場、積極求變的生活方式和行事風格。以下節錄他為展覽所寫的序言及跋文部分內容：

序

「生活，就像是一針一線的縫補，緩慢而蘊含定力，綿密卻透出巧思。

織繡之魅力，不僅因為製作過程須付出漫長的時間代價，還在於挑戰創作者的想像力，技藝高超者可巧妙構思，利用染、織等手法，將棉、毛線的同質性消弭在色彩、圖形、質感的無窮變化中。所謂『巧奪天工』，誠非虛言。」

——策展人 駱新

跋

何謂海派

「『海派』與其說是一種定義，不如說是一種不間斷的行動過程。

一言以蔽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我們的認知永遠是有局限的，在新的時代、在利與用之間，再繼續尋找和嘗試吧，只要不停下腳步就行。人，是不能被定義的，城市也是，非遺也是，一旦被定義，便固化為供奉的牌位。凡令『可能性』消失，大概都不屬於『海派』吧？」

——策展人 駱新

而我有幸在2025年2月邀請他來到聖地亞哥州立大學中華文化中心作客，聊聊他的故事，了解他是如何從他自訴的口吃成為如此落落大方的駱新。

◆ 請跟我們分享您的家庭狀況及童年時光。

駱：

2020年3月14日，醫院打電話來，說我母親剛剛去世了。因為那時新冠肺炎（COVID-19）正在大流行，政府方面規定人群不能聚集，喪事必須從簡，殯儀館做遺體告別的時間，限定15分鐘，死者家屬最多不能超過10個人，而我弟弟和我兩家夫妻，加上他兒子、我女兒正好6個人。看著母親的遺容，我弟弟悲傷得哭出了聲，而我內心雖然很難過，卻一滴眼淚都沒有。

我母親是2012年1月2日，因患腦溢血而做了開顱手術、一直是植物人狀態，在病榻上躺了八年之久。

記得當時，針對要不要做開顱手術，醫生和我們認真溝通過的，他說，老人已經七十了，出血量過大，顱內壓力已對大腦造成不可逆的傷害，選擇不手術，人將在數小時內平靜地死去，如果選擇開顱，人能活下來，但大概率會成為植物人，身體這種緩慢的衰竭過程，短則兩三年，長則八九年，消耗的財力、物力巨大，你們做兒女的能承受嗎？

我弟弟說：「長兄為父」。於是，他把這最後的決定權交給了我。在寒冷的手術室裡，我默默地抽了一根煙，走回來對醫生說：「開顱吧。」作為我多年朋友的主治醫生很詫異，他再次認真地問我：「你是一個記者，而且你對醫療領域也非常熟悉，我剛才給你的提醒，你聽清楚了嗎？」我說：「我明白。但是作為兒女，我能怎麼選擇呢？按照你的說法，救了，成植物人了，我會後悔兩三年、也可能長達七八年，但不救呢？我會後悔一輩子。」

真如主治醫生所料，我母親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八年。而我更願意相信，這是善良的母親，希望用這種緩慢的告別方式，讓我不至於一下子陷入「生死乍別」的驚慌。

在我人生所歷經的五十多個春秋中，目睹這緩慢的死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是一個「少年失怙」的人。父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因患鼻咽癌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母親陪伴並照顧我和弟弟，一同又走過了三十餘年。父親過世三年之後，母親又再婚了，這段維持了十六年的婚姻，雖無大的波瀾、但也稱不上「幸福」。後來，繼父又與母親離婚了，但數年之後，繼父身患重病，他又請求親戚，將無兒無女的自己，送回到我母親身邊。我母親無怨無悔地收留了他，並且跟我一起送醫餵藥，陪伴著她曾經的「老伴」，走過了人生最後日漸衰竭的大半年。在繼父彌留之際，我曾拉著他的手說：「雖然我們沒有血緣，但畢竟共同生活過十六年，我和弟弟得以完成學業、步入社會，都包含著您的付出，所以，我們從內心感謝你。我會永遠將你視作我的父親。」此刻已無法言語的繼父，老淚縱橫。兩天之後，老人溢然長逝。

其實，即便是我十三歲之前，我和弟弟與親生父親相處的時間，也不算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曾當過兵的父親，因為個性耿直，總喜歡針砭時弊，終於遭到「整肅」。我出生那年，父親因有「反革命言論」而被批鬥抄家，機關裡的「造反派」，朝著已懷孕的我母親肚子上踹過一腳。後來，我在北京積水潭醫院出生時，臍帶繞頸三週，我的喉嚨中被大量粘液阻塞，已嚴重窒息，當時多虧一名老護士，嘴對嘴地吸吮，竟然將痰液吸出，我得以活了下來。我出生後，曾命名為「駱澤生」——意思是「毛澤東思想給了我生命」。

我一歲不到時，父母曾被「發配」到山西屯留的中央機關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兩年之後，我的弟弟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誕生了。

幹校的艱辛生活，令我的父母完全無力同時撫養我們兄弟二人，於是，我被送往杭州祖父母家上小學。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們一家才得以重聚。那一年冬天，父親到杭州接我回京時，我已完全不認識父親，只肯叫他「叔叔」。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北京全城都搭起了地震棚，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1978年。記得夏季來臨，躺在地震棚裡，對照天文星圖尋找星座，曾是童年的我和弟弟的一大樂事。

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父親忽然對我說：「你所看見的許多星星，可能已經不存在了。」他見我錯愕的表情，繼續說道：「宇宙之大，超乎人們的理解。太陽光線抵到達地球，就要耗時八分鐘，而離太陽最近的一顆恆星，是位於半人馬座的比鄰星，它距離太陽有四點二二光年，相當於近四十萬億公里。也就是說，你即便坐上速度最快的宇宙飛船，到那裡去旅行，來回也要十七萬年啊！名曰比鄰，遠在天涯。」

我頓時從床上坐起來，先凝視了一番近在眼前的父親，又仰望著蒼茫的夜空，覺得彷彿像是在看一場老電影，電影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事實卻告訴我，那位光芒四射的演員卻早已不復存世了！

父親說：「人不要總以為，自己看到的一定是真實存在的。實際上，我們的生命就像這滿天的星斗，包括太陽在內的恆星，壽命再長，也並非永恆。雖然實體隕滅，但精神卻如同光線一樣，依然可以長久地指引我們前行的方向。你明白了這個道理嗎？」

我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今天回想起來，父親這番話，對我人生觀形成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我對哲學和歷史的興趣，便是仰賴這星光的啟蒙。因母親在國家體委（現國家體育總局）圖書館工作，我從少年時起，便養成大量閱讀的習慣，除了「四大名著」和各類文學書籍之外，亞里斯多德、柏拉圖、黑格爾、維特根斯坦、羅素……都是我追逐的「光速」。在歷史星空的照耀下，我找到了一方思想與精神的港灣，在這裡，我享受「孤獨」。

1975年，已調到北京測繪儀器廠擔任工程師的父親，與他的團隊曾設計出國內第一代紅外線光測距儀。但是，多年苦戰的科學研究攻關，也令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他晚上加班，住在集體宿舍，飢餓時起床找食物，因不想打擾同事，摸黑為自己沖奶粉喝，多次將洗衣粉錯當作奶粉，喝掉了大半袋。

1978年，他終於病倒了：鼻咽癌晚期，全身淋巴腫瘤擴散。我第一次看到，印像中身體一貫強壯的父親，竟虛弱得像一隻病貓。雖然我小時候做「胸鎖乳突肌」手術時，他不斷地勸慰我「要像解放軍叔叔一樣堅強」，但此時的父親，卻因為劇痛而抑制不住地大叫，母親需要拿銳器刺他，以肌膚之痛轉移體內之痛。

西醫的各種化療，對父親的折磨自不必說，中醫又開出各種稀奇古怪的偏方，我和弟弟於是只好不斷到毗鄰我家的天壇公園、護城河邊、叢林裡抓蜈蚣、捕蝎子，並將其晾乾、烘焙並熬入中藥，我凡回憶起童年，鼻腔內都能迅速嗅到一股濃濃的中藥味。

父親的這場大病，迅速使得家庭的經濟狀況陷入窘境。有段時間，我甚至要去菜市場，撿被人丟棄的爛菜，回來洗淨後做飯。鄰居間孩子總會嘲笑我們的貧困，好在我喜讀書，常能給小朋友講些武俠、歷史故事，以此贏得不少名聲。1981年的夏天，我的小學升初中的考試業已結束。父親那時已病入膏肓，渾身黃疸，無法說話，唯有靠紙筆與我對話。當我告知他，我的成績在全校名列前茅、考上市重點已無問題時，他沉吟半晌，在紙上顫抖地寫下幾個字：「萬裡長征，唯靠堅持；業精勤進，莫問得失。」

這一年的7月14日，我度過了我十三歲的生日。 17日，父親突然大口吐血，迅速被送進北京友誼醫院搶救。18日晚上，北京城大雨滂沱，雷電交加，母親恰好在醫院陪護，我和九歲的弟弟兩個人驚恐萬狀地抱在一起，望著窗外的暴烈風雨，我喃喃地說：「爸爸可能要走了。」

第二天早晨，雨過天晴。母親從醫院回來了，她很高興地對我兄弟倆說：「爸爸好多了，今天早上還要粥喝呢。」我們頓時釋然。孰料，到了下午，單位突然來電話找母親，母親接完電話後，神色慌亂，對我們說：「人不行了，駱新，你跟我馬上去醫院一趟，還能見你爸爸最後一面！」

而我們趕到醫院的時候，人其實已經歿了。

在廠子為我們安排回家的吉普車裡，母親坐在前排默默地掉淚，我坐在後排，竟然沒有悲傷，我甚至忍不住要笑！我的父親，您的靈魂終於擺脫了長達四年的病魔的折磨和命運的擺佈，難道，我不該為您感到慶幸嗎？

直到我回到家中，前來慰問的各路親友陸續散去，伴隨著夜幕降臨，一種巨大的孤獨感襲上身來。我此刻才真正感覺到——我永遠沒有父親了。一個曾用軍人般嚴苛的方式教我如何長大成人的男人，現在已經成為太平間內一具冰冷的屍體……就像一座橫亙在我面前的山陵，瞬間崩塌下來，我被埋在泥土裡、窒息得快要死掉……終於，我開始嚎啕大哭。

（部分文字，選自2012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駱意不絕》書中《我的父親母親》一文）

《我是結巴》

我喜歡上記者這份職業，也算是「撿」來的運氣。為什麼呢？因為我從小就「不大會說話」。

我出生在北京，但由於「文革」關係，我不得不被頻繁地送到杭州的祖父母家居住，於是，我的童年幾乎就是在北京和杭州兩地的奔波勞頓中度過的。南北方語言的巨大差異，並沒使我的語言天賦有所增加，反而嚴重退化了因為經常聽不懂大人在說什麼，自己又不敢說話，唯恐遭人恥笑，久而久之，就成了嚴重的口吃「結巴」。

這種滋味，實在太難受了。在北京，我們國家體委大院的小孩子跟我在一起，總喜歡大聲地嘲笑我：「結巴磕子趕大車，趕了一輛摩托車。」聽了這話我便很憤怒，說不過，索性就上前動手打，但每每又勢單力薄、總被人多勢眾的小伙伴揍一頓，這樣反導助長了他們的「宣傳效果」，更令我近乎崩潰。

既然天生不掌握「話語權」，我也就乾脆躲著他們，躲在家裡拼命看書。結果，上到小學三年級時，我已將「四大名著」囫圇吞棗地讀了一個遍，而且還學習金聖嘆、脂硯齋的點評方式，在書頁上四處潦作「批註」，文字固然幼稚可笑，但權作抒發胸臆——後來我才意識到，我的「評論時局」的習性，大概肇始於此。

上中學時，我這點兒文字功夫，便慢慢地在班級作文的較量中佔了上風，老師同學都知道我的文筆還不錯，學校和班上有個什麼大情小事，都願意讓我去執筆宣傳記錄，我自己也總投稿給報社雜誌，希望把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印刷。

那時候，你能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即使是豆腐塊大小，也會令人羨慕。終於，在1981年秋天的一天，當年的人民日報社主辦一份報紙《諷刺與幽默》，登了我篇幅很小的一個「笑話」，大概總共都不超過100字，但足以令我欣喜若狂——要知道，那是我寫了好幾十篇大大小小的東西，四處投寄，才換來的第一個「豐碩收穫」。

「豆腐塊」的發表，真讓我「一雪前恥」。機關大院裡的小朋友們，從此再也不敢小覷我了，我再口吃嚴重，我說話，也會有小伙伴恭敬地聽了（哈哈，那時的人們顯得多麼單純可愛啊）。為了讓我說的話，不僅讓他們能聽、還要喜歡聽，我開始學習講故事的技巧，那會兒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進入內地出版的還不算多，買也買不到，而我能從香港的親戚那裡得到幾本舊書，於是每天看一章，站在院子裡的沙堆上開「故事會」，連背帶編地複述一通，竟也成了院子裡的半個「袁闊成」和「單田芳」，估計我的口吃效果，反倒增加了武打描述的懸念——大家都跟我提著一口氣，斷斷續續地半天咽不下去。

1984年，因「文革」停刊十幾年的《北京青年報》復刊，在北京所有的中學裡要招「學生記者」（其實就是業餘通訊員）。而且，《北京青年報》也挺能忽悠人，給這個組織起了個很響亮的名字——北京市中學生通訊社（簡稱「學報社」）。當時招人告示一出，我的班主任馬上就來找我說：「駱新，憑你的文字能力，你為什麼不去報考記者呢？」當個記者？一一聽這話，我就馬上興奮了——為什麼不行呢？

我就是這樣稀里糊塗地成為了學通社第一屆「業餘學生記者」兼「崇文區分社的社長」。後來，我竟然當到了學通社第三任社長。

雖然當上了「記者」，但我做夢也沒想到，我的第一次採訪竟然差點「折戟沉沙」——就是因為我這個口吃。

那是1985年初的一天，我和我「領導」的崇文區分社的攝影記者、上初二的劉菲騎著自行車，一起去採訪一位名叫王昕蘭的學生畫家。在此之前的某一天，我生吞活剝地讀了一些美術書籍，希望自己在美術知識方面有所速成。喝著隆冬的西北風，我和劉菲一路商量著，如何能對這位「年輕有為」的畫家進行一番有見地的訪談，當我們敲開「畫家」的門，見到她的時候，我呆了——這位「學生畫家」是一個只有9歲的女孩——稀裡糊塗的我們，只是憑一張報紙上「某學生在國際畫展上獲獎」的消息，確定了這次採訪，事先只和她的父母在電話裡約了一個時間。

我所有的採訪提綱立刻「泡湯」，幾乎不知道該跟這位小學二年級的「畫家」談些什麼。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採訪啊！王昕蘭和她的父母等我發問，期待的目光齊刷刷盯在我身上，本來就緊張的我身上開始冒汗。

劉菲是攝影記者，人家不管那套，開始「噼裡啪啦」拍牆上小畫家的畫。頻頻閃爍的閃光燈更增添了屋裡的緊張氣氛，關鍵時刻，我小時候曾經非常嚴重的口吃毛病終於也溜達出來了——我先是支支吾吾，最後到了幾乎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的地步，隱約能聽到躲到一邊的「畫家」父母壓抑的竊笑，他們肯定很納悶：這麼一個連整話都不會說的人怎麼當記者呀？

越是緊張，我就越吭哧著說不出話來，越是說不出話來我就越緊張……那個時候，我明白了什麼叫「真正的絕望」。就在我絕望得眼淚都掉不下來的時候，突然聽到小昕蘭怯怯的聲音：「叔叔（我當時可只是16歲呀），您別著急，慢慢說，我有好多話要告訴您呢！」

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這個名叫王昕蘭的小姑娘，和她那種真誠、平靜、不帶任何嘲笑的眼神，還有隨後的這幾句話。我記不清，她是如何開始講述她畫畫的經歷，也記不清，她是如何在地上鋪好紙筆為我們作畫，但我清楚地記得，在這個二年級的小姑娘面前，我慢慢調整了情緒開始正常提問。她讓我度過了第一次採訪遭遇的尷尬，或者說，她幫助我消滅了一個潛在的危機。否則，只消一場哄堂大笑，就能斷送我從事新聞傳播工作的決心與勇氣。

從此之後，我的訪談再也沒有出現過那天的情形（特別是2008年，當我因為出色的訪談節目拿到「中國新聞獎」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想找一下這位王昕蘭，對她表示感謝）。我知道，如果「丟人」，就乾脆讓它丟到家吧，當你連丟人都不怕，那還怕什麼呢？後來，我用上了所有的課餘時間，騎自行車，搭公車，幾乎跑遍了北京市的每個區縣。對我這個口吃者來說，腿勤、手勤不難，難的是「嘴勤」。有的時候，我採訪的目的甚至不是為了寫一篇稿子，而是對自我意志力的挑戰，我讓自己不斷與各種人溝通。也許人們都不相信——能無障礙地說話，竟然是我在「學通社」三年最大的收穫。

如果沒有這段「業餘記者」的經歷，我簡直不能想像，自己是否可能會從事「採訪和評論」這項特殊的工作。其實很多事情，「可能「和「不可能」之間唯一的區別，就在於你堅持的程度！當然，我也從自己的經驗中養成了一個習慣：尊重每一個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的人，不以嘲笑他人來反襯自己的「強大」。

（摘選《駱意不絕》書中一文）

◆ 請跟我們分享您所選擇的專業。

駱：

回答這個問題，真是可以寫一本書了。事實上我為此曾寫過兩本書，一本是2012年出版的《駱意不絕》，另一本則是2016年出版的《駱課》。談到了不少我的職業經歷以及我總結出來的工作經驗。

總結一下。我是從高中時期，進入《北京青年報》所主辦的「北京市中學生通訊社」，開始認識社會並進入新聞報導的。1987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了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這個時期，可謂是我最重要的藝術觀念形成和技能訓練培育時期。眾所周知，整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中國思想、藝術和傳播領域最為活躍的階段，我也是許多重要的電影、戲劇製作和行為藝術的參與者，也恰好親身經歷了北京那場最著名的「風波」。

1990年，我與楊瀾、于丹等人一起參與了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的草創過程，我也是最早的撰稿人和導演之一。因為我拍攝過大量的《世界真奇妙》外景系列，這些所累積的經驗，也使得我後來，有機會參與了一系列著名的大型專題片和紀錄片創作。

1992大學畢業後，我曾在一家北京很著名的國營餐飲企業——全聚德集團從事了三年市場公關工作。其間我主導並負責了全聚德的CI工作和VI手冊設計，30年過去了，至今這家企業的VI視覺形象，主體上仍然還是沿用我當年的設計方案。

這段期間，我開始拍攝製作電視商業廣告，也長期擔任中國電視廣告評獎的專業評審。我還參與過電視劇的創作，曾獲中國電視劇「飛天獎」三等獎。

1995年，中央電視台進行重大的體制改革，推出了製片人《東方時空》、《半邊天》，我決心重新投身電視行業，成為《半邊天》星期版的總導演。 1996年，參與創辦央視第一個大型運動競技節目《城市之間》，擔任現場總導演。

1997年，我參與創辦央視《當代工人》欄目，1998年，由我擔任主持人和編導，我創造了的當時在國內較為特殊的一種「現場談話節目」形式，曾在電視行業內產生過較大影響。

我也曾參與北京電視台、山東電視台多家省級電視台重要節目擔任主創。獲得過中國廣播電視一等獎和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

2003年加盟上海東官方衛視，擔任創意總監、首席記者、新聞評論員及主持人。多年的滬上電視生涯，是我創作經歷最豐富的時期，我參與了東方衛視的整體包裝形象設計、策劃並主持了衛視一系列重要的大型新聞直播活動和系列報道，還有長年擔任日常新聞節目的主播和評論員，從晨間直播節目的《看東方》，到《東方午新聞》和《東方夜新聞》，我一直做了十年。自2010年上海世博會之後，由我策劃並擔任主持人的《東方直播室》和《百里挑一》，成了東方衛視存在時間最長、也是一直保持收視率較高水平的兩檔節目，它們延續時間都幾乎長達六年之久，而且，這兩檔節目「反差」巨大，一個是嚴肅的新聞談話節目，另一個則是相親交友娛樂節目。

因為是新聞記者出身，我本人更偏愛《東方直播室》，我們創造了一種與眾不同「新聞真人秀」模式——讓多方新聞當事人來到演播室現場，擺事實，講道理，針鋒相對，闡明不同立場，現場氣氛熱烈，也引發人們反思。這個節目曾兩度獲得上海新聞獎名專欄獎（一等獎）、著名的《新週刊》電視榜也兩次將其評為「年度最佳脫口秀」欄目。我本人也曾被評為《綜藝》年度主持人（同年的另兩位得獎者，是江蘇衛視的孟非、中央電視台的柴靜）。

◆ 目前為止，誰是您的導師？您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麼？

駱：

杜甫《戲為六絕句》中，有一句詩是「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其實，在我的生命中，我曾遇到過許多好的老師，他們在我生命中最關鍵、也最難抉擇的時候，都給了我非常重要的指導。

第一個，就是我的小學班主任、語文教師周凱新老師，當年我從杭州回到北京，因為人生地疏，加之口吃的毛病，我並不是非常合群，但也正是這個原因，導致我喜歡閱讀和寫作。周老師及時發現了我這個「天賦」，他總是會在班上當眾表揚我的文章好，並鼓勵我繼續寫下去，還把我推薦到區裡參加作文大賽（儘管我什麼獎也沒獲得）……如果不是因為周老師，我可能就不會走上藝術創作這一條路了。周老師給我的啟發，就是每個人可能都存在一種天賦異稟的地方，如果你能發現並激發起他的興趣，那麼就會開啟他「做自己」的勇氣。

第二個我最應該感謝的老師，是《北京青年報》社的張延平社長，1985年他招收我進入了剛剛創立的「北京市學生通訊社」，在他的悉心培養下，我在三年中寫了近兩百篇稿件、從區的分社長、到副社長最終成為總社的第三任社長。我的新聞生涯，其實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第三個老師，就是我大學第一個班主任姚莽先生，他的治學精神和審美理念，很大程度影響了我後來的歷史觀和藝術觀念，比如，他建議我研究明清史，他認為明清政治和文化對中國的國民性塑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他還帶領我與他合作完成了一本專著《衣冠滄桑——中國古代服飾史話》（而且姚先生堅持將他的署名放在我的名字之後），這也激發了我對服裝收藏與策劃大型展覽的興趣，一直持續到現在。

而帶領我進入電視節目製作領域的老師，首先不得不說的就是中央電視台國際部的製片人辛少英女士，她讓我在1989年有機會參與到第一個中國大陸的「綜藝節目」，並擔任演播室策劃、撰稿和外景拍攝的導演，我跟著她，製作了當年央視最負盛名的欄目之一《正大綜藝》，以及後來中央電視台第一個大型競技類體育節目《城市之間》；然後就是中央電視台《半邊天》的創辦人之一、製片人谢青先生和上海東方衛視的創辦者、總監陳梁先生，他們兩個都是促使我做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擇——前者，是鼓勵我捨棄已經十分穩定的企業高管位置，繼續投身我所喜愛的電視行業；後者，則是讓我甘願離開我已經生活工作了三十六年的北京、也算放棄多年經營的人脈關係和事業基礎，南下上海，加入東方衛視，將自己的職業生涯「從頭再來」……我覺得，我之所以視他們為自己的人生導師，就是非常欽佩他們的「敢為人先」，如果不是受他們身上的那種濃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影響，我也不會在「戴著鐐銬跳舞」的輿論環境下、堅持做了那麼多年新聞節目。

◆ 誰是您的榜樣？為什麼？

駱：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找到任何一個堪稱穩定的榜樣。人在每個時期，都會有自己想要效法的榜樣，但過不了多久，又很容易將其否定掉。這很正常，因為隨著認知範圍的擴大，人總會發現新的、令人興奮的目標。「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許多事情回不去了，「覺今是而昨非」，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我也不認為，以前所認定的「榜樣」都沒有意義，就算「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他們也都是你人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就我而言，小時候我確實以雷鋒做過榜樣；後來想學習陳景潤當科學家；電影《少林寺》上映，我就崇拜李連傑，苦練了一年半武術；中國女排第一次拿了世界冠軍後，郎平就是我的榜樣，為此我還專門報名成為了北京市崇文區少年體校的排球隊，打了兩年排球……上大學時，羅大佑曾經是我的榜樣，我學習了很長時間寫歌詞，我所在的中央戲劇學院的院長徐曉鐘老師，也曾經是我主要學習的榜樣，他對戲劇的理解、分析和舞台處理，對我後來的影視創作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不過，隨著年齡漸長，加上從事了新聞行業，我會很尊重那些優秀的、富有職業精神和創造力的人，但是不再崇拜和竭力模仿了，因為我知道，每個人都是特殊的，都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做自己」，比什麼都重要。

◆ 請跟我們分享您最近所閱讀的書目？

駱：

因為我是學戲劇文學出身，又承擔過電視劇的編劇和許多節目的腳本撰寫，所以，大量閱讀文學作品，是我從上大學時，就養成的習慣。但這些年來，文學著作我確實讀的少了，主要閱讀的方向，更偏向歷史和哲學。2018年，我在上海創辦了一家以我名字命名的實體書店「駱新書房」，也承擔著向讀者推薦好書的責任。

這家書店至今依然「健在」。

  ◆ 您如果有一天空閒時間會怎麼安排呢？ 

駱：

現在的我，就算已經進入到「可以自由安排時間」的退休狀態。不過，以前有點忙碌過了頭，一輩子像是經歷了許多人兩三輩子的事，突然閒下來，還很不習慣。好像沒有一份工作進度表schedule，人就慌了。所以，我開始學習英語，強迫自己按照課程的時間來進行一天的安排。我承認，我還沒有學會如何安排時間，才能讓自己進入一種自由狀態。

以接近60歲的年齡，再學一門語言，確實不如年輕時做事那麼駕輕就熟了，各種健忘、緊張一直困擾著我，我常常勸慰自己：已經活到這個年齡，還有什麼可值得自己緊張的呢？任何問題，都不需要急著去做回應，不必逼迫自己馬上解決，讓它發酵一下，或許就峰迴路轉了。許多事你越急越辦不成，倒不如慢一點，焦慮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相信時間可以。

◆ 您認為10年後您會在哪裡？

駱：

我不知道，可能是在一個中文世界裡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宿命。像我這樣一個一輩子靠寫中文、講中文來維持生計的人，最後，還是應該在最能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當然，哪裏能發揮我的這一專長，哪裏就是我的歸宿。就像愛因斯坦說的：「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

◆ 如果可以邀請任10 位人士共進晚餐，您會邀請誰？並且您會問他們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駱：

我想，要回答這個題目，應該有一個前提，就是不包括那些已經故去的歷史名人，否則，我真想邀請一些歷史上很有名、我也很喜歡的哲學家和文學家來參加宴會，諸如老子、斯賓諾莎、維特根斯坦、拉康、蘇東坡、曹雪芹、茨威格、海明威、馬爾克斯、契訶夫等人。如果拋棄這種假設，實際一點，尋找現實中還健在的人們（我知道，把現實中這十個人能叫到一起吃飯，也很不實際）。

我目前比較感興趣、也渴望能見到的人，歌手有Taylor Swift（我確實是她的粉絲），電影導演Christopher Nolan，我最喜歡的一位年輕的阿根廷指揮家Gustavo Dudamel，作家村上春樹、藝術家蔡國強、相聲演員的郭德綱、哲學家陳嘉映、文史作家張向榮（我最近一直在看他寫的書）；商人中如果挑一個，我會選亞馬遜的CEO貝索斯，我覺得他是商界中口才很好的哲學家、我認為寫《人類簡史》的猶太學者尤瓦爾．赫拉利也挺好……至於政治家，我真的不感興趣——在飯桌上，這種人沒有什麼幽默感，要麼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話，要麼很可能會固執己見，他們表達出來的許多觀點，不容他人置喙，那會令這頓飯吃得十分無趣了。

至於我最想問他們的一個問題，大概就是：「我很想知道，你人生最出糗的事是什麼？」

◆ 您認為您的社會責任是什麼？

駱：

這個問題，令我忽然想到，東漢末年，黨錮之爭中被殺害的范滂，在臨終前對兒子說的一番話：「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後漢書．范滂傳》）大意就是說：「我想讓你作惡，可這世上哪個當爹的，是真想教孩子為惡呢？我想讓你行善，可是，我自己這個當道德君子的，今天卻是這樣的下場，我又怎麼可能讓你再仿效我呢？」

我覺得，我的社會責任，就是不要再陷在傳統中知識分子「批判國民性」的窠臼裡，哪有什麼國民性，都是制度使然，而推動制度向公平方向發展，不至於令任何人陷入到范滂這類的絕望之中，就大概是我的社會責任。當然，我首先是要能夠自食其力，因為經濟上的獨立，不依附，才能夠保持思考上的獨立性，最後才能換位思考、有起碼悲憫之心，人有良知，才盡可能地不去作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