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張陽
【題記】
因偶然機緣接觸到翁萬戈1948年攝製的《中國大地》系列影片，他以影像溫情定格戰亂年代中國社會的民間圖景與地域風貌，令我萌生探尋之心。此後三年，我以紀錄片為「調查手段」，走訪中美多地蒐集史料素材，試圖打撈這位在中國電影史上被遮蔽的創作者的影像足跡與精神內核，終與翁萬戈先生完成一場「隔空共創」，製得紀錄片《翁萬戈：明月如刀》。2025年末，該片完成播出，並獲得第15屆「光影紀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長紀錄片提名。謹撰此文，紀念並致敬翁萬戈先生，接續影片未盡之思，對本次創作歷程與研究思考展開文字層面的梳理與探析。
章節一、遇見翁萬戈
“This is my town, my old hometown. Though I was not born and brought up here, I feel the town within me wherever I am.”(暫譯： 這裡是我的家，是我的故鄉。縱然我未曾在此出生長成，但無論行至何處，它已潛伏在我心底。)
-翁萬戈1948年拍攝的紀錄片《揚子江畔一小城》解說詞
2023年2月，蘇州美術館舉辦了一場《光影憶江南》放映活動，一部1948年翁萬戈拍攝的紀錄片《揚子江畔一小城》深深吸引了我。彼時中國正處動盪，他卻將鏡頭對準常熟的名勝古蹟與小城百姓生活的日常——河邊浣洗淘米、街頭叫賣豆腐、田間躬耕勞作，並用詩意旁白訴說著對故鄉小城的深情。影片裡的常熟，宛若與世隔絕的桃源。我被這種強烈的「錯位感」擊中，翁萬戈是誰？這部影片為何而作？我萌生了製作一部紀錄片的想法。
網路上關於翁萬戈的文章並不鮮見，他出身名門，是晚清帝師翁同龢五世孫，在書畫藝術收藏領域聲名顯赫，是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社會活動家，也曾因晚年的文物捐贈飽受非議，而我的目光落在了橫貫他整個青年時代的電影生涯上——抗戰時負笈西行，求學美國，從工程專業畢業後，在迷茫中踏上電影之路。此後40年，中美關係波譎雲詭，他孤懸海外，以自己的眼光和志趣制作了數十部中國題材紀錄片，將當時西方眼中陌生的中國，溫和「擺渡」到世界面前。
2023年3月，我通過電子郵箱聯繫到翁萬戈的女兒翁以思，到2026年4月，我們已往來郵件786封。她笑稱自己是「翁萬戈宣傳部」部長，近年正傾力整理、出版父親的相關資料。2020年，翁萬戈去世，享年102歲，去世前一個月，他意識模糊，但聽到女兒說國內有學者在研究他的電影時，翁萬戈說「啊，我沒白做。」他的一生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冷戰、中美建交，直至21世紀的全球化浪潮。作品背後，獨特的經歷與持久的生命力，同樣令我著迷。
經翁萬戈先生子女授權，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慷慨提供了已數字化的百餘部紀錄片文件[1]；翁以思女士陸續惠贈其父親的手稿、錄音與照片等珍貴資料。這些素材堆疊在文件夾裡，宛若翁先生為自己人生初剪的一條「故事板」，是留給後世的一部未完成之作，它們向我發出巨大召喚：電影於他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同為紀錄片人，我想藉助這些深藏於時代褶皺中的遺存，完成一場我與他之間的聯結，一場我與他所記錄的時代之間的對話。
章節二、明月如刀
「他的文學淵源我們都知道，但是他做電影，我們都不知道。」2025年9月，攝製組走進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程健向我展示了翁萬戈捐贈的膠片，「他家裡的一面牆上全是」。2014年翁萬戈簽署了第一批電影膠片捐贈協議，截止2017年，程健共收到4批共964卷16毫米與8毫米電影膠片，「在北美，關於華人電影人的收藏基本沒有，我們這是第一個」。2019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獲梅隆基金會資助，對121種翁藏膠片進行數字化，2025年8月，經版權方同意，翁藏膠片數位版正式對對公眾開放。
為了配合拍攝，程健館長新梳理翁氏膠片，意外發現了一份此前數字化時遺漏的拷貝——《中國之抗戰》（Battle of China）。這部影片是二戰時期美方製作的著名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系列中的一集，鮮為人知的是，1942年翁萬戈曾親身參與其創作。
這段經歷，在翁萬戈的自傳《八十自述》[2]中有詳細描述：「1942年8月，美國軍部在好萊塢的特別服務處（即電影宣傳部門）編製一系列講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遠因近果中第五部『中國之戰』需要既了解中國又懂得電影的人作技術顧問，找到了我……其領導即世界聞名的大導演佛蘭克．凱伯拉（Frank Capra）……我的工作範圍並不固定：每天要同編剪看各處來的與中國戰場有關的新聞及紀錄片——包括從日本、歐洲及中國搜尋的；我要參加審定和選取，既要按著大綱找素材，又可能從素材得內容來改變大綱及最後的講詞。至於確定人名、地名、史實及提出新的想法以補充缺乏等等，更是慣常的職責。」[3]
《中國之抗戰》原意是為了鼓舞美國士兵的士氣，表明中國在怎样艱苦下從事抗戰。影片素材來源多元，既包含中國攝影師拍攝的戰場影像，也收錄外國記者與傳教士的紀實記錄，更有繳獲自日本戰俘的影像資料。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教授Charlotte Brooks在採訪中說，當時製片方希望引進一位中國合作夥伴，以提供清晰而客觀的中國視角，而非透過固有刻板印象描繪中國人，翁萬戈因此被選中。
1944年，英文版《中國之抗戰》由米高梅在歐美地區發行，美國軍隊也組織放映了本片，士兵們的評論都非常積極，影片成為當時每週討論的主題。[4] 1944年11月18日，五大學青年團特請金陵大學電影部放映本片，電影教育家，翁萬戈好友孫明經[5]在現場為影片譯述。此次放映雖在露天環境下，但竟有兩萬人到場，反應熱烈。[6]
導演弗蘭克．卡普拉曾對影片的中方監製羅靜予說，《中國之抗戰》雖然只花了大概三十萬美元，比不上他從前在好萊塢的百萬巨製，但是這些一尺一淚的材料，是比任何影片來得偉大。[7]
讓我驚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館藏的這份翁萬戈捐贈拷貝，竟是《中國之抗戰》的中文版，這也是我調研中發現的目前唯一一份存世的中文拷貝。
1947年，《中國之抗戰》中文版在上海公映，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發行了一份《中國之抗戰特刊》，輯四個版面報導影片的價值與影響。「承王乃寬先生、翁萬戈先生(他在英語版時就一直加工作)和許多朋友的合作，才能使本片和國內的觀眾見面。」羅靜予在《怎樣製作「中國之抗戰」？》一文中講述了影片製作的始末，也正式提及了翁萬戈的貢獻。
在某種程度上，這次經歷為翁萬戈打開了電影舞台的大門。製作影片期間，他結識了著名作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也與華人攝影師黃宗霑(James Wong Howe)結為好友。初出茅廬，不知不覺間已站在群星之間。而這一切的起點，也要從他的青少年時代說起。
翁萬戈，原名翁興慶，1918年出生於上海，一歲時過繼至常熟翁同龢一支。幼年讀私塾，12歲進入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設立的天津公學（後更名耀華學校），15歲赴北平就讀匯文中學。他自幼熱愛文學藝術，1936年面臨大學選擇時，家人再三強調務實，希望他攻讀工程專業——這是當時社會與國家的急需。加之過繼的母親居於常熟，生父母希望他選擇上海的大學，方便探望。翁萬戈遵從父母建議，順利考上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伺機擴大戰場。預感時局不妙，一個月後，翁萬戈包車將常熟家人送至上海租界避難，車子抵達上海後遲遲未歸，他後來才明白，這一天是何等漫長——八．一三事變爆發。「我這一生啊，好些事情都是被安排的，像一部小說。」[8]
上海淪陷後，家人決定湊錢送他赴美完成學業。 1938年8月7日，翁萬戈登上亞細亞皇后號郵輪駛向大洋彼岸，在船艙中寫下詩作《明月如刀》：
明月如刀追游子，
銀光直向心頭刺。
欲刺怎收回？
教汝永徘徊！
翁萬戈一生創作了大量古體詩與現代詩，創作歷程從18歲延續至80歲，「我運用的不是一種語言，我體驗的不是一個政治體制，我的情感不存於一項寄託，我的觀察不限於一個角度。可是我一生只有一個『心宅』，那就是詩——中國詩——那從《詩經》《楚辭》一直到五四運動後的新詩。」[9]這首《明月如刀》作於翁萬戈20歲，雖算不上其佳作，卻以那份明晃晃的強烈情緒，令人深受觸動：「明月」是詩意的，是思鄉之念，是文化之光。但「如刀」又讓這份舉頭的明亮，裹挾著歷史的殘酷與離散的陣痛。郵輪上的這一刻，是命運的一次巨大轉向，羈旅懷鄉，成為他此後大半輩子的情結與創作原點，紀錄片片名也由此而來。
1940年，翁萬戈從普渡大學電機工程專業畢業後，短暫從事了一段工程師工作，內心愈來迷惘。他在給父親翁之憙的信中寫道：「此刻，我方徹底醒悟：繼續壓抑真我、背叛天性才華何等危險。過去二十二載半，我總欲隨波逐流，以人生取悅他人，編織虛幻的榮光前景。然內心深處，我無時不在與自己的行為抗爭……我始終渴望成功，卻不知如何回答：你是否熱愛所作之事？」
父親的回信給予了他堅定的支持：「倘若你已認清自我，並深信此變能讓你更好地施展才華稟賦，那麼一切犧牲無疑都是值得的……我熱切期盼有朝一日，吾兒之名能成為世界頂尖藝術家之一。」頗具意味的是，父子二人的通信竟均以英文寫就。
2023年6月，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尋找．蘇慧廉》一書作者沈迦發來一段視頻，那是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之女謝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1959）1930年代在中國幾個城市拍攝的一部黑白無聲影片《China Today》，翁萬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居然都出現在畫面中。[10]後來在英國電影協會的網站上，我查到了這部珍貴的紀錄片[11]，不禁揣測，謝福芸的這趟拍攝，是否對日後翁萬戈走上電影之路有過啟發？
翁之憙上世紀20年代以秘書身份隨北洋政府將領徐樹錚赴歐洲各國考察政治，並將這段經歷著成《入蒙與旅歐》[12]一書。翁氏父子既出身傳統世家，又擁有走向現代世界的相似經驗。更為巧合的是，翁之憙之子翁萬戈、徐樹錚之孫女徐小虎，日後均成為享譽海內外的中國書畫藝術研究學者。
得到父親支持後，翁萬戈放開手腳追尋本心。1940年，他為上海《西風》雜誌撰稿，正式使用筆名「萬戈」（Wan-go）。「那個時候在打日本。（想到）南宋詞人姜白石有首歌，裡頭有一句詞是『萬夫投戈兮，子獨武』，講打仗的時候，這些兵都投降了，我還在堅持。我感覺這個精神行，這個好。」[13]
從中國到美國，從「名門」之後到「無名」離散者，從「興慶」到「萬戈」，從工程到文藝，幾乎在最短的時間裡，翁萬戈完成了與舊我的「一級分離」。
（下期續……）
[1] 翁萬戈著，翁以思編輯，上海書畫出版社，2026年1月。
[2] 翁萬戈著，翁以思編輯，上海書畫出版社，2026年1月。
[3] 翁萬戈，《八十自述》［M］，第一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6年，第46頁。
[4] THE APACHE SENTINEL,FRIDAY,JUNE 23，1944。
[5] 1941年孫明經在美國考察和研究教育電影，与翁萬戈相識，成為摯友。2013年，孫明經的女兒孫建秋到美國拜訪翁萬戈並用DV紀錄下一段採訪，時年95歲的翁萬戈在鏡頭前回憶了製作影片的經過。
[6] 《中國為何而戰》露天放映，《電影與播音》，1944，3（9–10）：32。
[7] 羅靜予，怎樣製成「中國之抗戰」，東南日報，1947-09-13（5）。
[8] 2013年程健採訪翁萬戈錄音。
[9] 翁萬戈，《萊溪詩草》［M］，第一版，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6月，第5–6頁。
[10] 蘇慧廉與翁萬戈祖父翁斌孫是摯友，翁斌孫認蘇慧廉女兒Dorothea Soothill Hosie為義女，取名謝福芸，並邀請她在天津家中做客數月。 （沈迦：「英國名媛」謝福芸和她的四部「中國小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67112）。
[11] https://player.bfi.org.uk/free/film/watch-china-today-1936-online。
[12] 翁之憙.《入蒙與旅歐》，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13] 2013年翁萬戈錄音，翁以思提供。
By Lilly Cheng
"Because of my own experience I am able to connect with people. I can share my own struggles of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 and help others to accept themselves as deaf and blind and to improve their attitude about self. ... "
親愛的讀者朋友們，
2025年6月27日是首屆國際「世界關注聾盲日」（International Deafblind Awareness Day），同時也是偉大教育家及身心障礙權益倡議者海倫．凱勒的誕辰紀念日。她一生致力於推動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與平等權利，並曾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文 劉麗容
當世界失去聲音與光，我們或許難以想像，那將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在無聲與黑暗之中，溝通幾乎被切斷，行動變得格外艱難，就連最基本的日常互動，也可能成為巨大的挑戰。然而，在這樣嚴峻的人生限制下，本期封面人物陳民安（Cyril Axelrod）博士卻選擇不只是「活著」，而是活出充滿光與意義的生命。多年來，他以自身生命經歷陪伴無數身處沉默世界的人，成為許多人無聲黑暗中的一道光。
在無聲之中走向回應
陳民安（Cyril Axelrod）1942年出生於南非，成長於一個具有深厚猶太傳統的移民家庭。
父親Abe Axelrod（原名 Abelis Akselrodaski）出生於波蘭維爾納的正統猶太拉比家庭，原本希望繼承家族傳統成為拉比，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被迫放棄理想並移民南非謀生。初到南非時，辛勤工作後來擔任批發公司的倉庫管理員，並憑藉深厚的宗教知識，在當地猶太社群中逐漸建立聲望。母親Yetta Goodman（原名Eta Gutman）成長於立陶宛的猶太家庭，自幼接受正統猶太教育，並在母親教導下學習閱讀希伯來文《詩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因東歐局勢動盪，家族成員陸續移民南非。1937年，陳民安的父母在約翰尼斯堡相遇，於當地的猶太會堂舉行婚禮。
然而，命運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另一項考驗。陳民安出生後，家人逐漸發現他的語言與發展較一般孩子緩慢。直到三歲時，在親友協助下，他被確診為聽障。然而，由於當時醫療與教育資源有限，加上父母語言能力不足，以及宗教上的顧慮，他直到七歲以前都未真正接受過完整的特殊教育，他無法明確地表達自己或與家人溝通，學習不到外面的世界。
他的世界，很安靜。
真正改變命運的轉折是發生在他七歲時的一次意外事件。當時，他並不知道火的危險，當他看到逐漸旺盛的火焰時，只是持續注視燃燒的火光並未移動腳步。直到父親將他拽開，在父母的引導下，他短暫接觸火焰並感受到疼痛後，才明白那是危險的。正是這次意外，使家人驚覺他們無法透過有效的溝通讓他理解危險的本質與後果。為了讓他能順利與外界溝通，父母不得不做出一個極為艱難的決定——將他送往當時唯一能提供完整手語與聽障教育的機構，而該機構是一所英文為主的天主教學校。而他的父母也因此開始學習英文。在那裡，他第一次真正學會讀書寫字、唇語與手語，並逐漸掌握與外界交流的方式，也開始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原本沉默封閉的世界，終於慢慢打開。
他原本希望成為猶太教拉比，並為猶太聾人社群服務。然而，由於猶太教律法對聽障者擔任拉比有所限制，他的理想因此受阻。這段經歷雖帶來失落，卻並未使他放棄對信仰與服務的追尋。
最終，他選擇成為天主教神父，回應信仰的召喚，並延續服務聾人社群使命的道路。
從衝突到祝福：信仰與家庭之路
然而，要在一個極為傳統的猶太家庭中走上天主教神職之路，對整個家庭與熟悉的猶太社群而言，是巨大的衝擊，甚至一度導致他與親友之間的往來中斷。他的選擇被視為對傳統的背離，但他內心真正的動力，並非拋棄信仰，而是希望在神的呼召中，為聾人群體開啟更多被理解與發聲的可能，這也成為他日後生命使命的核心。
起初，他的母親難以接受這個決定，態度相當嚴厲。然而，在長達三年的神學訓練與實習過程中，母親的心境逐漸轉變，最終選擇接納他的選擇，並在他晉鐸＊儀式中親自出席，表達支持與陪伴。
當晉鐸儀式完成的那一刻，他深刻感受到生命正式進入新的階段，也清楚意識到，為聾人服務的道路已然展開，並將成為他此後人生的主要方向。
＊晉鐸是天主教會中，執事經由聖秩聖事領受司鐸（神父）職務的儀式與過程。晉鐸後，神父可主持彌撒、施行聖事、宣講福音及牧養信友，是其神職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為南非種族隔離下的聾人
發出的沉默之聲
隨後，陳民安神父往返約翰尼斯堡與比勒陀利亞之間，致力於建立各項聾人服務計畫，不分種族、宗教或社會背景，為聾人爭取平等的教育與發展機會。
當時南非贖世主會（Redemptorists）副省會長凱文．道林神父給予他極大的支持，他認為每個人的價值都不應因殘疾而受到限制。在這樣的理念下，陳神父獲得與其他會士同等的責任與信任，也促使修會成員開始學習手語。
他最早的計畫之一，是在約翰尼斯堡建立協助失業聾人的服務計畫。這項工作使他深入接觸約翰尼斯堡郊區的索韋托（Soweto）黑人社區。在種族隔離制度下，他親眼見證了當地居民所面臨的貧困與不平等。許多家庭五至十人擠在一間狹小的房屋內生活；食物、衣物及教育資源皆極度匱乏。
1976年，索韋托學生運動爆發，政府以武力鎮壓示威群眾，造成大量死傷。動盪期間，陳神父仍持續陪伴當地黑人聾人，提供精神、宗教與情感支持。一次追思禮拜結束後，教堂甚至遭警方包圍，他一度面臨被逮捕的威脅，但依然堅守自己的牧職使命。
1978年，一次前往醫院探訪時，他發現十五名黑人聾童每天只能接受短短三十分鐘的教學，其餘時間只能待在這裡等待工作結束後的父母接送，往往一等就是一整天。這個景象深深震撼了他。為了改變現況，他四處奔走籌措資源，最終讓四十名聾童得以在一間簡陋的小教室裡接受基礎教育。
然而，新的挑戰隨之而來。由於學生來自索韋托不同族群，教學語言問題引發激烈爭議。政府特殊教育部門堅持使用祖魯語授課，但許多家長希望孩子能接受英語教育，以獲得更廣闊的發展機會。陳神父不斷向政府爭取與遊說，最終成功取得批准。這所學校也因此成為南非第一所採用英語授課的黑人聾童日校。此校後來發展成擁有五百多名學生的齊茲維勒聾校（Zizwile School）。
陳神父亦積極推動聾人社群的團結。1987年，他與其他人共同創立開普敦聾人社區（Deaf Community of Cape Town），成為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第一個跨種族聾人組織。多年來他不僅提供牧靈關懷，也積極投入人才培育，協助許多聾人接受高等教育與職業訓練。受惠者之中，有人後來成為國會議員、教師、大學行政人員及資訊科技專家，並持續回饋聾人社群。
跨越文化的旅程起點
走進亞洲聾人世界
⭐中華文化啟蒙與前行
從小，他在老師與中國朋友的影響下學習中文書寫，並接觸中國文化與飲食，逐漸對文化差異產生興趣，也對中國歷史與智慧深感著迷。
1985年之前，他主要在南非、歐洲與美國講道。後來在凱文・道林（Kevin Dowling）的鼓勵下，他開始思考前往新的地方進行短期宣教，並因與新加坡救主會的長期聯繫，將新加坡作為首個目的地。
⭐新加坡：使命的初次確立
他在新加坡停留三個月。由於當地匯聚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移民社群，他得以接觸多元文化，也開始接觸禪修與冥想。在此期間，他持續投入聾人服務工作，與當地聾人建立深厚情誼，並逐漸確立未來前往東南亞及中國從事聾人事工的方向。
在新加坡期間，他接觸了許多教會內外的聾人。其中一位聾人令他印象深刻：對方從未受過教育，甚至無法以手勢與人有效溝通。儘管五十多年來持續參與教會活動，卻因缺乏教理教育而未曾領受聖體。
為了幫助他理解信仰，陳神父以最簡單的方式展開教導。他運用手勢與視覺教材，並從雜誌剪下花朵、森林、食物與水等圖片，講述天主的創造；並以家人與生活圖像，幫助他理解天主的愛。經過兩週簡單而耐心的教理課程後，在他離開新加坡前的最後一個星期天（亦是該名聾人六十四歲生日），在該名聾人的家人見證下接受第一次領受聖體。這次經驗使他深刻體會到：理解與信仰的建立，並不完全依賴文字或正式教育。即使是文盲聾人，也能透過圖像、生活經驗與關係連結信仰。
當時，新加坡聾人社群之間存在分歧。在聾人協會副主席的邀請下，他主持了一場聯合聚會，鼓勵雙方超越宗派差異，建立「同屬一個聾人家庭」的歸屬感。出乎意料的是，雙方皆作出正面回應，並因這份接納與自由深受感動。
一週後，原本兩個分隔的群體共同前往機場為他送行。這份真誠的情誼與團結，使他更加確立未來投入東南亞聾人事工的使命與方向。
⭐香港的聾人事工之路 人民的平安
1985年從新加坡返回南非後，儘管視力逐漸惡化**，他對亞洲的召喚卻更加清晰。新的旅程即將展開——通往東方的道路。
1988年，他來到香港。抵達前，當地聾童已被告知，將有一位來自「黑色大陸」的聾人神父到來。然而當他們見到這位白人時，感到極大震驚，甚至戲稱他為「白魔鬼」（White Devil）。
在接下來的幾週，他努力適應環境，學習中國文化與哲學。他亦結識一位中國朋友，為他取名「陳民安」，寓意「人民的平安」（Peace for the People）。此後，無論聽人或聾人，都以此名稱呼他。
起初他計畫進入語言學校學習中文，卻因聽障身分遭拒。於是改以私人教學與自學方式學習中文。他反覆練習粵語聲調，背誦三百多個漢字部首，並長時間書寫漢字，始終樂在其中。
在香港的一年間，他與其他神父前往台灣、菲律賓及澳門考察，尋找適合建立聾人事工的據點。各地社會與政治環境不同，聾人需求亦各異。
當時，新加坡仍是首選，香港亦有可能成為長期落腳之地，甚至許多香港聾人希望他留下。然而，當他前往澳門進行避靜***後，悄然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
**陳民安神父38歲因一次跌倒接受檢查，被確診罹患「尤塞氏症候群（Usher Syndrome）」。這是一種罕見遺傳性疾病，同時影響聽覺與視覺功能。患者多於幼年或早期即出現感音神經性聽力受損，隨後因視網膜色素變性（Retinitis Pigmentosa）導致視力逐漸退化，最終可能形成聾盲（Deafblind）。目前尚無治癒方法。
***「避靜」（Retreat）是天主教的一種靈修活動。指從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暫時抽離，進入寧靜的環境。
築起澳門無聲者的希望家園
「澳門聾人協會」
⭐從邊緣看見需要：澳門聾人服務的起點
1989年，陳神父起初只是因為避靜來到澳門。但深入觀察澳門社會，他發現這裡與香港不同，澳門並沒有專門服務聾人的機構，只有一個身心障礙綜合服務中心。當地聾人群體長期缺乏專門服務與社會支持。就在同年，他開始展開在澳門服務聾人的工作。
一開始，他在一間身心障礙中心工作，在那裡，盲人、肢體障礙者、智力障礙者及聾人皆被整合在同一服務體系中。逐漸他開始認識在中心工作的聾人，這些人主要是從事衣物與手工藝品製作與販售。在他學習中文手語後，開始能與聾人溝通，聾人們也逐漸向他傾訴。他們表示「自己常被視為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地位甚至接近乞丐。」他們也夢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中心。
同時，他也接觸到聾童的父母，明白到在中國社會中，殘障孩子常被視為「不祥」。許多父母甚至會把孩子關在家中，不讓外界知道。
⭐從服務到成形：團隊與社群的建立
陳神父的第一個計畫就是在中心的一間小房間裡建立聽力與語言診所。但他必須自行籌措資金、聘請教師、購買設備，並建立訓練課程。目標是讓家長能夠看見他們的聾孩子是「希望的帶來者」，而不是「不祥的象徵」。然而，政府認為該單位被界定為教育性質機構，而非社會服務單位，因此要求離開。在他接近放棄之際，一位聾人對他比出「拇指向下」的手勢，再做出「拇指向上」，然後用中文寫下一句古老諺語：「不要說你會失敗，你終將成功。」這句話使他低落的情緒重新振作，也給了他新的勇氣。
就在此時，天主教明愛會提供了他一個臨時小房間，但這個小房間對於當時已有十多名聾童與聽障兒童參與的語言與語音中心而言實在過於狹小。只有兩位教師、最基本的家具與教學資源，完全沒有現代化設備，他們就在這樣的困境中持續堅持。1991年，明愛提供了第二個房間，使其得以成立第二個中心——聾人社會服務中心。雖然空間有限，但教師信心逐漸增強。當時澳門唯一的語言治療師及社工系學生相繼加入。他也開始為聾人成人提供基本讀寫與數學訓練，服務逐步擴展。
後來，一位指標性的聾人女性Alice Lao Iok Leng加入團隊。她放棄紡織工廠較高薪工作，投入服務。她在廣州長大，因故中斷學業，但她自學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哲學，具備深厚文化素養。憑藉這樣的背景與決心，她成為其他聾人的優秀榜樣。
⭐走向制度化：「澳門聾人協會」成立
1991年底，他的教父兼友人羅伯特．西蒙斯（Robert Simmons）從南非前來港澳共度聖誕節，並探討聾盲人士的服務需求。羅伯特建議，澳門的聾人相關服務應獲得政府正式承認與支持。
隨後，陳神父開始與澳門社會福利部展開協商，政府逐步認同成立聾人服務中心的構想，並於澳門北區提供場地。同時，在葡萄牙律師的協助下，完成《澳門聾人協會》章程草擬。
1994年8月，澳門聾人協會正式宣布成立，並設立「啟聰中心」（Kai Chung Centre）。
⭐從培訓到交棒：澳門聾人的自主領導
在澳門聾人協會期間，陳神父擔任執行總監一職，目標是在其視力喪失前及澳門回歸前，推動更多聾人承擔機構的領導職務。他積極促成美國加勞德特大學教授前往澳門開設相關培訓課程。
其後，他帶領包括Alice在內的八位聾人委員會成員及工作人員赴美進行第二階段培訓。期間，他因腿部血栓住院，未能與團隊同時返回澳門，僅透過書信與團隊保持聯繫。這段經歷使他深刻意識到，這正是團隊培養獨立領導能力的關鍵時刻。
協會持續發展並遷入更寬敞的新會址，在政府及獅子會支持下，中心設立圖書館，推動年輕聾人的職業訓練、成人識字課程、社交與職業活動，以及手語翻譯服務。澳門聾人社會服務中心（新會址）於1999年8月正式成立，標誌著重要發展里程碑。其後，陳神父因視力惡化辭去相關職位。
回到英國
跨越失明 重塑生命的意義
2000年陳民安博士返回英國，當時他已完全失明並失去聽力，也曾感到焦慮與不安，但他始終相信，這是生命中另一段挑戰旅程的開始。
他參加了為期三個月的聾盲復健課程，學習點字閱讀、操作電子設備及各項生活技能，更嘗試自行外出旅行，重新建立獨立生活能力，展現聾盲人士自主生活的可能性。
他也善用仍然保有的觸覺與嗅覺，取得專業按摩師及芳香療法師資格；同時投入藝術創作，透過作品重現失明前所見的世界。
他也經常透過演講、發表著作及媒體訪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讓社會大眾更了解聾盲人士的需要與價值。
即使身處黑暗與寂靜之中，他依然積極發揮自己獨特的生命影響力，以堅毅、信念與愛心鼓舞他人，帶來深遠啟發。
再次出發
澳門聾人事工的新篇章
作者雖在協會擔任多年義工，但加入協會時，陳博士早已離開。在服務期間，經常聽聞他過去的貢獻與付出，心中一直充滿敬意與期待，希望有一天能親自與他相見。
2025年，澳門聾人協會再次向陳民安博士發出邀請，希望他重返澳門，參與聾人及聾盲人服務工作。同年，陳博士重返澳門，作者也終於有機會與他見面。2025年6月，兩人在澳門聾人協會首次相遇，那一刻充滿情感與感動，成為一段難以忘懷的交流經驗。
陳博士回到澳門後，持續運用自身經驗與影響力，提升社會對聾盲人需求的認識，並積極打破大眾對聾盲群體的刻板印象與誤解。
自此之後，澳門聾人協會陸續舉辦《視聽障義工培訓》及相關培育課程，均由陳民安博士擔任主講。他運用親身經歷與專業知識，以視聽障服務顧問的身份，為聾人及健聽義工講解視聽障人士的特徵與需要。
培訓內容涵蓋多元需求識別、特殊溝通技巧、觸感手語引導、輔助工具應用，以及安全行動支援系統的建立，使更多人學習如何與視聽障人士同行。這些工作延續了他三十多年前創立澳門聾人服務時的初心：提升社會對聾人工作的認識、推動聾盲服務發展，並進一步促進視障及聾盲人士的獨立生活與社會參與。
雖然他生活在一個無聲無光的世界裡，但心中始終有一盞引路的明燈，照亮他前行的道路，也為他人帶來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