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過大半輩子，經歷無數人，大多如過眼煙雲，走著走著就沒有了印象。然而，有兩個人卻是刻在心上的，從未對人說起過，因為一說出來就讓我心痛，那就是我的患難小友——劉紅和路瓏。

文革開始那年，劉紅十五歲，路瓏十四，我十三。我們都是初中生，劉紅初二，我和路瓏初一。

如果沒有文革，我們是不相干的三個孩子，家庭背景不同，各自的朋友圈也不一樣，很可能各走各的路，人生路上擦身而過。然而，在那場風暴刮起之後，相同的遭遇，把三個小女孩連接在一起。

劉紅來自東北。父親是老革命，朝鮮戰場上的英雄。轉業後分派到大型國營拖拉機廠，任黨委書記，他不苟言笑，是位威嚴、耿直的東北漢子。紅二代劉紅生性活潑，愛說愛笑，語速快嗓門亮，到哪裡都是中心。她皮膚雪白，兩隻眼睛很大很亮，有一副好嗓子。如果是現在，肯定被評為“校花”。

路瓏來自青島，祖父是國民黨高官，蔣介石的一個顧問，母親是一位大資本家的小姐。因為這個家庭原因，一家人被迫從青島來到我們那個小縣城，夫婦兩人都在我們就讀的中學任教。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路瓏，文靜大方，一笑倆酒窩，有著大家閨秀的嫻靜雅緻。路瓏絕頂聰明，各科功課拔尖，文藝方面很有才華，無師自通就會彈風琴拉手風琴。

我則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教師家庭。父母特別敬業，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人。

文革開始了。我們這個小縣城裡也不能幸免。社會上一篇混亂，耳邊充聞著此起彼伏的口號聲。我們就讀的學校也停了課，學生們跟著鬧了起來。

劉紅的父親一開始就被打成“走資派“，受到百般凌辱。士可殺不可辱，一天晚上含恨自殺。跟他關係特別好的妻子，也在丈夫死後，精神失常。每天拿著丈夫的英武照片，到大街上哭鬧。劉紅只好照顧年幼的弟弟。

紅衛兵從路瓏家搜出與蔣介石的合影，還有保存得很好的高級旗袍、貴重首飾，被定為國民黨特務，雙雙關進監獄。

我的父母因為年輕時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也被“揪”出來，成了历史反革命,住進了“牛棚”，不讓回家。

我們都是很優秀的學生，但是，我們都參加不了“紅衛兵”組織，去參加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們一起被喧囂的社會狂热的同學所拋棄後，不自覺地走在了一起，度過了幾個月特殊的時光。

每天上午，我們早早地在學校空蕩蕩的大禮堂會合。講台上有一架很大的風琴。通常是路瓏彈琴，我和劉紅唱歌。劉紅是女高音，我則低八度跟著唱。幾個小時就在我們的歌聲中打發過去了。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們唱起《紅燈記》里鐵梅的那段“年齡十七不算小，為什麼不能幫助爹爹操點心”時，還不以為然：十七歲還不小啊？！那段時間，我們除了唱已經會的歌意外，還學會了很多老歌。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的語錄歌，我們幾乎都能唱下來；毛澤東的36首詩詞歌曲，我們甚至會唱不止一个版本！

下午的時間，我們聚在路瓏家裡。說是家，其實就是一間很小的學校宿舍。父母被關起來後，她一個人孤孤單單住著。我們天天下午聚在房間里，主要是學刺繡。那時候最時興的是十字繡，最流行的是繡祖國山河、毛澤東頭像、毛澤東書法、臘梅松柏，都是跟“革命”有關的內容。我們認認真真，一筆筆數著格子，一針針繡得格外認真。那些個作品，雖然早已不見蹤影，但通過刺繡，人變得安靜專注，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沉浸刺繡中。日後，我的針線活還真做得不錯，就是那時候練就的功夫。

有時候，我們中午也不分離，用路瓏家的小煤球爐，一起煮點麵條，或是熬點稀粥。雖然沒有什麼菜餚，經過自己的手做出來的飯，吃起來還是很享受的。有一次，我們居然湊在一起，學起包餃子來。餃子包得沒個樣，煮餃子更沒有章法，最後剩下一鍋菜粥……

我們三個，一起悄悄地唱，偷偷地笑，默默地想心事，似乎忘了窗外的世界。

年少的我們，在家庭變故之後，在那個躁亂的年代，在學校的一間小屋裡，給自己開闢了一個小小的封閉環境。三個少不更事的女孩子，苦中作樂，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平靜而快樂的生活。

幾個月之後，劉紅被一位高中男生收留，到了另一個城市；路瓏的父母從監獄出來，隨即離開了傷心之地；我的父母找朋友借了三十元人民幣，把我送上南下韶山的“長征”之路，目的是讓我少看到一些醜惡的現象。

從此之後，三個患難小友再也沒有通過音訊。

多少年來，我都念念不忘我的這兩位患難之交，總是在冥冥之中幻想著能在某一個時刻、某一個地方與她們重逢。

劉紅、路瓏，我的患難小友，你們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