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山東人管外祖母叫姥娘我姥娘是我這輩子最敬重的人。 

姥娘今年整整九十周歲。她耳不聾眼不花，說話乾脆利索，牙齒齊刷刷甚至咬得碎核桃，走路不用拐棍，兩隻小腳穩扎扎立在地上，整日笑口常開還不時幽上一默。特別讓人羨慕的是她至今頭腦清晰，思維靈活一如年輕時光。數年前來到她的兒子也是我唯一的舅舅家定居，每天邀上幾個鄰居前來打麻將，她幾乎總是牌桌上的常勝將軍。親戚鄰居提起來，都會異口同聲地說：那老太太，人家是怎麼修煉出來的！ 

其實，姥娘是苦出身，一輩子吃苦操勞沒享過什麼福，且不說早年的兵荒馬亂四處奔波，居無定所，就是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裡，也實在沒過上幾天好日子。先是三反五反，公私合營，接著反右，後來就是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姥爺生性膽小怕事，又喜歡喝個小酒，自家開的小五金店，一應事務均是姥娘一手張羅。父母參加工作後，雙雙忙得深夜還回不了家，四個孩子全靠姥娘悉心照料。父母工資低，家裡人口多，日子過得自然拮据，花一分錢都要精心算計。特別是文革期間，父母被扣發了工資，姥爺微博的退休金又不敷支出，姥娘就帶著我們學周圍鄰居的樣，凌晨起床出外掃硝土，背回家來用飯鍋煉成一個硝坨，賣給前來收購的鞭炮商人，換點小錢貼補家用。姥娘弓著腰，揹著對她來說實在是太大太重的畚箕，顫顫巍巍地走在黎明的小道上的形象，從此便永遠印在我的腦海裡。後來家裡三間房屋因年久失修在多天的暴雨中倒塌了，當時沒錢沒人重建，一直在那裡晾著。為衣食計，姥娘忍痛把房梁和木材陸續賣掉以支撐日常生活。曾有一個夏天，家裡實在沒有東西可吃，姥娘只好把因天熱用不著的棉被拿到集市上賣掉，換點糧食勉強又維持到下個月發工資的日子。 

儘管日子清苦，可姥娘從不抱怨。她生性樂觀開朗，什麼事都壓不到心上，還不時唱上幾句。文革中那幾齣樣板戲，姥娘也學會了不少，有時候還拿戲裡的唱詞調侃調侃姥爺。有次姥爺沒在家，我問姥娘姥爺到哪裡去了，姥娘隨口就唱出一句《沙家浜》裡的戲詞“也不知轉移到何方”，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我從外地回家休假，一天正睡著午覺，迷迷糊糊中，聽見姥娘唱一本老戲。在戲裡，她一會兒唱老生，一會兒學花旦，唱得投入，充滿感情，著實有滋有味。起初我不知道她唱的是哪一回，只是強忍住笑，怕掃了她的興頭。漸漸地我聽出是那齣在山東非常有名的呂劇《墻頭記》後，實在憋不住笑出聲來。她察覺了，趕快停了唱自我解嘲地說：“咱這叫”磨盤壓住驢耳朵，要啥腔有啥腔”。在我印象裡，那時候雖然家境不好，但生活仍充滿了小小的樂趣。每天晚上我們在煤油燈做作業，姥娘就著燈光在旁邊紡棉花，紡車吱吱扭扭極富節奏地唱著，姥娘不時輕聲哼上幾句小調，我們覺得那是世間最溫馨美好的時刻，我和妹妹甚至跟著姥娘學會了紡花織布。那時候我們都小，四個孩子全跟著姥娘睡。大一點的各個睡在彭邊一張小床上，屋裡那張大床，姥娘腳頭蹬著我，胳膊彎裡摟著兩個小的。等我們都睡著了，她再起床做針線活，有時為了趕活還要忙個通宵。那是我們四人身上穿的，腳上蹬的，合身合體，密密實實，從來沒穿過邋邋遢遢的破衣懶鞋，全是姥娘在深夜裡，就這豆大的沒有燈光，一針針一線線縫縫補補，把我們打扮大的。跟著姥娘出門，我們的穿著總是被人羨慕不已，特別是我們穿的姥娘自己設計製作的繡花鞋，總有姑娘媳婦彎著腰圍著觀賞，姥娘是有了名的針線活巧手。夏天夜裡蚊子多，沒蚊帳，姥娘怕我們挨蚊子咬，總拿著一把大芭蕉扇，給這個扇一陣，給那個扇一陣，為了我們能香香甜甜睡足第二天好學習。姥娘的扇子常常徹夜不停，長此以往，。姥娘甚至養成了下意識的習慣。數年前我即將來美，到舅舅家向姥娘告別。那晚和姥娘又睡在一張床上，她還把我當小孩那樣摟著我睡，雖然天花板上吊著大電扇，她仍拿著大蒲扇給我扇了幾乎一夜的涼。當時我假裝睡著了，眼淚卻一直在我眼裡打著轉，最終也沒忍心對她說出要去美國的事。 

姥娘早年上過幾天新式學堂，能識一些漢字。她常為自己這一段經歷自豪，稱自己曾是“洋學生”。多少年之後她還為我唱起她在學校學會的“洋歌”。她知道文化知識的重要，了解文盲的苦楚，所以一有機會，就讓我們教她識字，給她唸書唸報。她的床頭上枕頭上總放著成套的連環畫書，幾本古典名著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西廂記》的故事，她講來如數家珍，倒讓我這個學歷史的人自慚形穢、羨慕不已。正因為姥娘讀書、有知識，雖然是舊社會過來的人，但她絕不像家鄉的老太太那樣迷信，她一輩子不信神不信鬼，還笑話那些迷信的人。記得有年冬天的臘八節，家鄉的人照例要祭灶王爺，以感謝他給了人們吃的。我問姥娘為什麼不祭，姥娘不屑地說，過去窮了多少年，世上那麼多窮人，也沒見過灶王爺給了誰吃的，還不是照樣挨餓。誰也不會可憐窮人，自己可憐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