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廣琴 記）

在一個細雨濛濛的冬日，我來到了紐約公園大道劉廣琴的住所。門一打開，就見到她慈祥和藹的笑容。她熱情地歡迎我進入，並準備了豐盛的午餐。我們一見如故，談著談著，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她談到父母的故事，也分享了自己飄洋過海的學習歷程，以及婚姻、子女與現狀，讓我得以了解一位堅韌不拔的女性，如何橫跨上一個世紀與這個世紀，承載並見證了動人心弦的華人世代故事。

她的父親——劉攻芸先生，從他的生命歷程中，我們得以窺見深厚文化底蘊中真正的精神精髓：那是一種任勞任怨、不屈不撓、對國家忠心耿耿的態度，也是一種令人由衷敬佩的品格；同時，他對民族大義的情操，在其一生的故事中展現得一清二楚。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忠孝傳家、忠義傳承的精神，並在劉家世代中延續不息。

劉攻芸先生生活於上個世紀中葉，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許多人因時代變遷而流離失所，甚至妻離子散，也有不少中國大陸人士遷往臺灣。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曾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的劉攻芸先生，其人生故事尤為值得一提。

在風雨飄搖的歲月中，他肩負著沉重的責任。財政關係國家命脈與人民生計，而劉先生在局勢最不穩定的時刻，憑藉忠誠與責任感，堅守中央銀行的崗位，並將最後一筆款項存入廣東銀行。他始終堅守職責、未曾退卻，這段歷史不僅令人深思，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

除了在金圓券上可見他的簽名之外，從上海運送至臺灣的黃金事宜，他亦承擔了極為重要的責任。對於這些歷史事件，後世評價或有不同，甚至呈現兩極；然而在當時，劉先生始終以忠於國家的理念作為行事準則。他一絲不苟的態度，正是其一生的最佳寫照。

他的女兒劉廣琴在〈我的父親劉攻芸〉一文中，對父親的一生作了詳盡而真摯的記錄，值得細細品味，也讓後人得以從中體會那段歷史的深層意義。

~《我的父親劉攻芸》~

劉廣琴 記

我的父親劉駟業[1]，字攻芸，福建省侯官(福州)人，1900年出生於福州市三坊七巷內光祿坊的劉家大院。劉家是當年福州的名門望族，劉家大院是父親的曾祖父劉齊銜與其胞兄劉齊衢同買修建的。如今由國家修繕，保留為重點文物，開放給旅客參觀。當年兄弟二人同榜進士，是福州科舉史上留傳的一句「一胞兩進士」佳話。

劉齊銜，字冰如，是林則徐的大女婿。他的孫輩們在福州創辦電燈，電話公司，獲得「電光劉」雅號。我的祖父劉鴻壽（劉步溪）是光緒年代舉人，曾任福建鹽運使，為人非常平民化。祖父在住家大廳裡接見的客人中，有朝服高官，也有赤腳漁夫，祖父一視平等。劉氏祖代雖是望族，卻沒有奢華的習慣。父親幼年時家庭簡單的生活養成他清廉樸素的性格。

我祖母陳伯芬是溥儀老師太傅陳寶琛[2]之妹，出身書香門第，才德兼備，重視教育。她的兒女們亦深受舅父陳寶琛的教導影響。祖母生六男二女。女兒年長，早已成家。祖父教育兒子很嚴格，兄弟六人每天關在書房裡修學，由祖母親自陪讀，功課沒完成，不准出房，如果到徬晚還沒交卷，就挨受鞭打懲罰。

父親勤奮好學，以先祖林則徐的一生為榜樣，又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遵守「忠孝仁義」的原則。父親為人謙虛，忠厚，正直，誠懇，而且單純。他熱愛自己的國家，痛恨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及各種不平等條約留下給中華民族的國耻。他從小立志努力學習，將來盡忠報國。十六歲時我祖父過世。父親當時在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攻讀，渴望能赴美深造。祖母將多年節省下來的儲蓄支持父親出國。1919年父親到美國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Wharton School 攻讀經濟學。課餘在飯店做服務員，暑假做瓦匠和鋼鐵廠的勞工，以補助學費和生活費用。四年的課程三年念完。1922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後又去芝加哥的Northwestern大學，白天在銀行工作，夜晚上學，1924年得到商業碩士學位。接著他又去英國倫敦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繼續半工半讀，1927年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英美兩國銀行制度之對照」。他是當年該校得到此學位的第一位中國學生。

他畢業後立即回國，任教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1928年與我母親李國珍結婚。母親是李鴻章的姪孫女。她的父親曾是駐秘魯大使，後又任墨西哥大使。母親生在墨西哥，七個月大時她的父親患傷寒在墨西哥過世。遺體海運回國後國葬。我外公去世後，家裡常靠外婆賣首飾補貼生活費用。母親十七歲時外婆也病故。所以母親雖是豪門閨秀，年輕時孤兒的生活並不富裕。

父親成家後，接祖母來同住。全家以祖母為主。每日伙食菜單由祖母決定。父親是模範孝子。每日辦公回家，一定首先去祖母房內請安，陪她談話。他的六兄弟中，長兄未成家就得鼠疫過世，四兄遭害被投入大海死亡，小弟患肺炎去世。父親負起領導劉家的責任，非常關心侄輩們的教育，成長，經常指導他們。劉家後代都很尊重他的意見。

1929年，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聘請父親為該行的總帳室主任，父親是個滿懷負有理想的書生，他很天真地辭去教書生活，抱著赤子之心加入政界，全心盡力要為國家服務，希望能革新圖強，為祖國奉獻一生。他的第一件貢獻是改革了中國銀行的會計制度。當他晚年回想此事時，頗覺自豪。

在中國銀行工作時家住上海。生活很簡單。家裡有一副墨印的對聯：「聞木樨香無隱乎爾，知菜根味何求於人」。原文是林則徐寫給他的女婿，父親的曾祖父劉冰如的，雕刻在福州劉家門檻兩旁。這對聯是我家的格言。父親一生不忘菜根的滋味。他的好友陳布雷[3]當年很欣賞我家的格言，抗戰時在重慶的家裡也掛著一對他贈送父親的對聯，「一言如儲藥末，百事先咬菜根」。父親吩咐家裡每餐都要有青菜，孩子們一定要吃菜，更要吃菜根。

我的記憶中，父親每天早出晚歸。他工作萬分認真，除此之外，沒有甚麼閒空，工作幾乎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我母親常笑說他的名字應該是「劉事業」而不是「劉駟業」。他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不多。偶然有機會跟我們在一起，他就給我們講歷史上的道德故事，教導我們做人的原則。他愛國勝於愛家，常說「沒有國就沒家」。

1935年父親上任中央信託局副局長，又兼任鐵道部，這兩機關的任務都是為抗日備戰。果然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記得當晚父親慌忙萬分地回到家裡，把我跟哥哥從床上拉起來，立刻把全家人送到火車站，自己就匆忙離開了，後來就跟政府去了重慶。

當晚母親扶著裹小腳的祖母，帶著孩子，奶媽等一大家人，在轟炸連聲，人山人海的火車站裡跟群眾去擠火車。奶媽抱著我先擠上車廂，卻聽到母親在外面大喊「快下來，上錯了車！」奶媽又反過來拼命擠，剛擠下車，那輛火車就開走了。人生的命運就只靠幾秒鐘來決定。如果奶媽當晚遲一分鐘，擠不出來，那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寫我父親的故事了！

我們先逃到蘇州，再乘運河上的小船，又逃到蕪湖母親的老家「長春花園」裡，最後到漢口飛去香港。因老祖母病弱不宜去重慶，大家暫時住在香港。回想當時在亂世逃難，一家人沒有走失分散，實是奇跡。

1938年父親在重慶升任為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發起全國節約儲蓄運動，為國家儲備抗戰費用。在香港郵匯局成立辦事處，與新加坡華僑銀行合辦民信匯兌局，方便僑胞匯款，亦吸收僑資。在政府機關裡工作，父親以身作則，公款分文不碰，管理手下工作的人員很嚴格，絕不容忍貪污的壞習慣。有人敬佩他，也有人暗中抱怨。

父親的朋友們都是志同道合的愛國同志，很多是留美同學會仁社的同仁。大家腦子裡只有一個志願：為抗日救國，犧牲個人生活。在這困難時候，大家有福共享，有難同當。過著一段很有理想的日子。

父親一人在重慶，偶而有空就去唱京戲。這是他唯一的嗜好。郵匯局在香港有辦事處，父親因公事出差來香港就可以順便看望家人。1938年祖母在香港家裡病故。父親送終悲痛不已。祖母是佛教徒，當夜就有人來家裡敲木魚念經。香港的規矩，棺材，穿孝的人，都不能經過別家大門。我們住四樓，即刻請人在窗外搭竹架棚。出葬那天，全家人穿白麻布孝服，從四樓的窗口走出去，腳踏那晃動搖擺的竹架下到大街上。孝子們包括我九歲的哥哥都要步行，一路上由白麻布帳圍住。女士們可以坐車。儀式完畢，靈柩暫停殯儀館。一直存放到抗戰勝利以後，才由父母二人親自撫柩送回福州老家埋葬。

母親跟兒女們繼續留在香港，1941年底，正預備去重慶，珍珠港事變發生了。我們躲在郵匯局的宿舍裡，經過多方商量計劃，母親帶孩子們，由堂兄陪伴，在1942年二月間離開淪陷了的香港，經過廣州灣，然後坐轎子，長途跋涉到柳州，再從桂林乘飛機，最後終於到達重慶。

1942年的重慶是個還沒開發的小城。街道都是爛泥，天氣潮濕，衛生設備很差，孩子們很容易生病。每天要從井裡打水，一小盆洗澡水要供給三個人用。家裡沒有電，晚上點小油燈或土蠟燭，生活非常簡陋。但是在抗戰時期，能逃難到自由安全的土地上生活，已是很幸運，所以沒有人抱怨。

父親1940年已升為四聯總處（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集中）秘書長。抗戰情勢越來越緊張，他更是早出晚歸，整日開會討論國家財政計劃。蔣介石很重視父親對國家的貢獻，多次奬賞給他銀盤，銀杯等等，都展示在家中的客廳裡 [4]。

1945年八月十五號，日本投降。那天父親帶著哥哥跑到大街上跟群眾一起歡呼慶祝。父親發狂似的蹦蹦跳跳，喉嚨叫得發啞。哥哥大吃一驚，不相信一向嚴肅正經的父親，竟能如此瘋狂！我想那是父親一生最興奮最快樂的一天！可嘆香港回歸那天他已經不在世界上了。

勝利後，四聯總處解散，父親升為中央信託局局長。政府需要非常謹慎，忠實而能幹的人來處理接收敵偽產業。父親是當時出名的清官，正直廉潔的名譽中外皆知[5]，手下的工作人員也都被管得很嚴。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特別邀請父親出來兼任蘇浙皖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宋子文且向國家保證劉攻芸廉潔有為，絕對可靠。父親飛回上海，在記者訪問時說：「承受國家委托此重大任務，必盡心盡力辦事，不成功即成仁！！」他很謹慎地挑選了一批手下的耿直書生，設立許多小組，互相監督。又成立審議委員會，由地方名望之人士出任委員，開會反覆討論，十分謹慎地決定每件敵偽產業是否應該沒收或發還。父親雖為局長，只列席諮詢，提供意見，絕不施用獨裁之權。中央政府派調查團來查問各案後證明絕無弊竇，讚揚劉攻芸公正誠實，秉公無私。

當時上海官場的風氣很腐敗，想上門賄賂的人很多。父親吩咐家人不准接見外人，絕不能接受任何禮物。送上門的禮物不論大小一概退還。我的舅父在中央信託局工作多年，可是父親上任後立刻下令不准他升級，不准加薪。避免有「裙帶風」之閒言。舅父只能暗叫不平。

1947年，父親被升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國共內戰，全國紛亂。他反對發行金圓劵，卻無權阻止。1949年一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父親被升為中央銀行總裁。那時兵慌馬亂，很多重要官員都紛紛辭職，離開大陸。三月間國家陷在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候，何應欽組閣，邀請父親出任財政部長。聰明的人都不會接受這沒有前途而吃力不討好的職位，但父親是個最負責任的忠臣，絕不離開崗位[6]。他只顧國家的需要，不顧個人的得失，不計成敗。他臨危受命，義不容辭，接受任務，無形之中，成為眾矢之的。

1949年一月母親帶弟妹們飛去廣州。大哥留在上海繼續上學。他記憶中，父親幾乎日夜住在辦公室裡。很少回家。最後四月二十四號他們離開上海飛去廣州，隨後一家人暫住香港。

我十六歲時，獲得加拿大一女校的全部奬學金，1948年去了多倫多念書，與家人分別了八年，一直等到我大學畢業，工作以後，省出路費，1956年才能到新加坡再見面。所以父親在上海最後兩年的情況，我完全不清楚。只知道他反對金圓劵，卻無法阻擋。後來負責運黃金到台灣。1950年就遷居到新加坡，在華僑銀行工作。

我當時不瞭解父親是這麼愛國的人，一生唯一的志願就是為國服務，又曾是蔣介石很重用的人，為何不去台灣繼續為國服務而去了新加坡？我問了多次，母親很含糊的解釋孩子們需要學費等等原因。我知道不是真的答案。但是父母親二人對舊事絕口不再重提。而台灣電台上放演運黃金的記錄，從來沒有提到劉攻芸的名字。當時台灣報上甚至登說要詢問劉攻芸運黃金的數目有沒有缺少。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1973年父親病危在醫院裡，我的好友林珊追問他「劉伯伯，你這麼愛國，為甚麼當年沒去台灣幫政府做事？」父親終於回答「他們不要我」。這五個字永遠像刀一樣的刺在我心裡。

台灣「不要」劉攻芸有很多原因，我的猜想如下：

父親七十大壽時，兒女們在美國為他慶祝。當晚他很興奮，首次談到過去的事，他說他一生為中國完成兩件大事：第一是為中國銀行改革了會計制度，當時還在應用。第二是1949年負責運黃金到台灣，成為台灣建設的基金。他形容一次由他親手負責飛運黃金的經過，詳細安排的細節，哪一架飛機，何時起飛，駕駛人是誰，只有他與親信的秘書二人知道。那時，共軍已靠近上海，情勢很危險。當晚父親與秘書二人在辦公室裡，非常緊張地等到將近天亮，接到通知說飛機到達了才回家。

最後他說在政界上走錯了一步：當時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位，他只顧到國家在存亡時需要他，沒有退職，不曾請教蔣介石就受任為財政部長，蔣一定懷疑他的忠心。父親懷有「從一而終」的封建思想，始終是忠於蔣介石的忠臣，對自己的遭遇沒有一點抱怨。他居住新加坡二十多年，絕不願改變國籍，生為中華民國國民，死也是中華民國國民。他過世後，我們清理他的箱子，找到他珍藏的國民黨黨旗，黨徽，還有幾十年前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發的護照。

我的長堂兄劉廣琮跟我父親很親近，他告訴我，1949年在香港時，他親眼看到蔣介石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信中說要送父親一筆遷家費，問他需要多少。父親一生為政府工作的原則是：除了拿薪水之外，一分另外的錢都絕對不碰。他立刻回信謝絕。回信是我堂兄親手代抄寫的。堂兄認為此信一定惹起蔣介石的誤會：蔣介石知道父親是個兩袖清風的清官，在這困難時，一定不夠錢用，可是父親拒絕不收，蔣介石一定懷疑父親另有企圖。世上有幾個人能瞭解我父親絕對廉潔的原則？

2010年我得到一本很寶貴的書：吳興鏞著的《黃金秘檔》。作者經過多年的研究，把運黃金去台灣的歷史，根據有紀錄的事實詳細寫出來，為中國近代史留下非常重要的證據。看了此書以後，我終於知道運黃金前後的一切細節。1948年蔣介石早有在台灣東山再起的念頭，已經開始暗中運黃金去台灣。那時俞鴻鈞是中央銀行總裁，父親副之。運黃金由俞負責。1949年俞鴻鈞辭職，父親上任總裁，蔣介石已下野，李宗仁為總統。蔣介石繼續下令運黃金。父親當時反對運黃金，蔣介石對他更加不滿。據我分析，父親雖是個有儒家傳統思想的忠臣，對國民黨領袖永遠忠實，但是他也忠於國家，是個正義感很重的人，以最正直的理智來分析大事。國庫裡的黃金是國家跟人民的，不能輕易移動。國家還在國土上，如國庫全空，如何經營國家的經濟？金圓劵已經傷害了很多人，黃金運走又會產生甚麼後果？一方面蔣介石催運黃金，另方面李宗仁下令反對，父親受的各方重大壓力非普通人可以瞭解的。那時局面混亂，上海難保，國民黨已經不可能在大陸存在了，父親終於完成運黃金的指令。他留在崗位上，到上海快失守前才離開。四月底他飛去廣州，將辦公室剩下的美金等等全部帶去交清給廣州銀行，後向蔣報到。之後飛去台灣，為銀圓劵繼續來回廣州奔跑，沒有懈怠一分鐘，依然全心盡力地為國服務。父親太單純，完全沒料到台灣重新組閣竟不邀請他參加！在時局危險時，很多政府官員都離開了，高級職位沒人要，沒人願意負責，只有劉攻芸肯擔起責任，為國服務。到了台灣，時局安定下來，搶要這些職位的人很多，何况父親已經失寵於蔣，所以台灣組閣就「不要他了」！他只得黯然離開，回到香港，考慮今後謀生的計劃。

當年父親任郵匯局局長時，與新加坡華僑銀行總裁陳振傳合作多年。陳振傳非常敬佩父親的人品學問。他一聽說父親賦閒在野，立刻親自飛到香港，邀請父親去新加坡任華僑銀行總經理。於是1950年，父親帶了家人就南下到新加坡去度過他的後半生。父親那時才五十歲，是他一生能力最高峰的時候，環境逼他放棄了盡忠報國的夢想，離開他熱愛的祖國，此生再也沒有機會回去了。

新加坡在1950年時雖然還沒有現在這麼繁華，卻已經是一個模範城市。居民生活有保障，政府管理有軌道，工作人員清廉可靠。本地的華僑都非常老實，真樸。與當時中國的環境相比，真有天地之別。父母親兩人覺得是到了世外桃源。

父親一開始是替華僑銀行工作，後來被請去做華僑保險公司的總經理。在新加坡的日子過得很輕鬆，沒有壓力。做事，對人，一切都不必提心弔膽。父親是基督徒，週末去教堂做禮拜，去平劇社唱戲。生活很簡單。可是我知道，他心裡永不忘記祖國。內心的苦悶只得藉戲詞來發揮。

因為父親的學識高，名譽廣，又認識很多中外的重要人士，常有人來請教他。父親對朋友很熱情，能幫忙的地方，一定出力。好景不常。後來，大陸方面移民過來的人很多，也很雜，不都像本地的華僑那麼單純可靠。六十年代，有一位「朋友」特來請父親救急說他很需要一大筆錢，但是他沒能力去銀行借款。他請父親代他出面，由他供給一些股票做抵押，向當地Charter Bank of London借一筆錢。答應短期之內必會度過難關，就立刻贖回此債。父親一向認為每個人都是君子，從來不懷疑別人的話，信任到極點。朋友有困難，他絕對幫忙。他立刻拿了那些股票，到銀行去交涉。父親過去在中國時，經常跟Charter Bank交易，Charter Bank非常信任他。雖然抵押的股票不是最高級，但是劉攻芸的信用可靠，就批准一大筆借款，由父親簽名。父親拿了錢，交給「朋友」，後者第二天就飛去美國，再無音信。不過兩天，那股票公司破產，父親從此就背上這筆大債。影響他此後的生活，造成他晚年的悲劇。但父親從來不提此事，也沒聽他抱怨過。他的原則是：自己做的事自己當！不怪別人。後來等我發現父母生活有很大的困難時，追問母親，她才簡單地告訴我這回事。但是此人的姓名，父母一字不提，我們子女永遠都不知道他是誰。

父親背上債後就盡力想法掙錢來還債。那時馬來西亞有很多錫礦，埋在地下沒有開發，父親開始在這方面發展[7]。他很辛苦的跟人奔跑到馬來西亞野外去採礦。1960年，他投資到兩個小礦上。當時因為需要錢給弟妹二人做路費去美國上大學，必需賣掉一個礦。他聽人的勸告，選了一個賣掉。賣掉的礦開發下去，礦產很豐富，買主發了大財，自己留下的一個挖下去不久，礦產就沒有了。

父親為了要還債，繼續在礦上發展，但是因為沒有資本，也沒有開礦的經驗，只能出力奔走，請人投資。可是他對別人絕對信任，認為君子一言為定，不須要簽合同，所以多次被人騙。父親退休以後更想盡種種辦法，跟人合作，希望能有一樣事業成功，他就可以還債，安心過日子了。可是外面的人都知道父親最容易上當，騙他的人越來越多。十多年內，事業都沒有結果，有成功的也都把他踢開。他感到光陰似箭，壓力很重，更是日夜奔跑，沒有休息過一分鐘。他像在大海裡掙扎，一片樹葉也是一個希望。那時兒女們的事業都沒穩定，沒能力代父親還債。我勸問他是否能去銀行交涉，減輕債務，他立刻說：「男子漢大丈夫，自己做的事自己當。欠的債一定要還清。」我曾見過那些跟父親「合作」的人，他們都在欺騙利用父親，我想把實情告訴父親，但是我很明白，父親活在夢裡，他感到還有一線希望。一旦夢醒，他一生就會完結了。

1973年七月下旬，父親患了急性血小板減少症，在醫院治療，醫療的方法很差，父親的血小板降到很低卻沒有輸血挽救。一天，有人來看他，談話之後，父親很激動，臉色轉變。他終於夢醒了，當晚病狀惡化。我跟長兄，二弟都趕到新加坡去陪母親分班日夜看守父親。父親那時已到無藥可救的境況。全身內部出血，疼痛萬分。止痛藥已經沒有效果。他清醒的時候，咬緊牙根不出聲，一旦昏迷睡著了卻無法控制自己，如被刀割一般地嚎叫，傳到醫院走廊外面都聽得到。

最後一天我獨自陪在病床邊時，父親半昏迷地抓住我的手說，「救我，救我」我卻只能以眼淚來答復他。他說「我這麼愛你，你都不能救我！」他清醒後抱住我，兩人泣不成聲。那晚，我們堅持送病弱的母親回家去休息。我跟弟弟守夜。父親神志不安，不停翻覆問幾點鐘，我知道他在等天明，等母親回來。最後他等不及了，天雖然還沒亮，終於聽到院子裡的公雞叫了，他吩咐我們說「叫媽媽來吧。 」

那天是1973年8月8號。清早我們圍在父親的床邊聽他很費力的給我們留下遺言。最後他握著母親的手對我們說：「耶穌在十字架上對門徒說：這是你的母親」接著說「大門開了」就閉上眼睛與世永訣[8] 。

下面是父親給他最親近的學生的一封信，筆下表達他晚年的情緒：

「……回憶四十年前餘執教商院，自負少壯才華，吾弟鶴立雞群，在同學中亦最年輕。如今餘老矣，毫無建樹而弟奔走衣食亦何曾得志。記及去年在星招待浩雲兄與本地名流，宴後浩雲兄高唱一段魚腸箭『一事無成兩鬢斑，嘆光陰一去不回還，日月輪流催曉箭，青山綠水常在面前……』等句餘音猶在耳。此刻追思首三句，切符你我目前處境與情緒。至於故國之『青山綠水』只好在夢寐中求之。撫今追昔不勝感慨至……」

父親的一生，在外人眼裡看來也許認為是一場失敗了的悲劇。可是我們子女們認為他絕大的成功是：他一輩子沒有違反他的道德原則。他的廉正氣節舉世皆知。他不求名，不圖利，忠心為國服務，沒有妥協過一秒鐘，守在崗位上，一直到國家不要他那天為止。他遵守了祖先留下的格言，為人無隱乎爾，嚐盡菜根味亦未求予人！他留給我們後代的遺傳跟榜樣更是無價之寶。身為他的兒女，我們能昂首感到無限的光榮與驕傲 [9]。 

我的兒女在美國商業界工作都很有成就，無論事業順利或遇到難關，他們都能自然地做得跟外公一樣，絕不違反正直為人的原則，得到同事們的尊敬，不愧為劉攻芸的後代。我的女兒鍾彬嫻是雅芳公司前任總裁，現已退職。她在任十三年中，經常在國內國外出席會議交涉解决各種問題。有一次開會，對方請了一位很出名的大律師做代表。事後，這位律師告訴人說他非常敬佩鍾彬嫻。他工作幾十年以來，接觸的人都是美國政界，商界的大人物，但是從來沒有遇到一位高級行政員像鍾彬嫻那樣有無懈可擊的廉正人格，他感到遺憾當時他竟是代表對方與鍾彬嫻對立的！

可見父親為人的原則很結實地傳到後代，在孫輩的身上已經生根發芽，他在天可以永遠瞑目安息了。

【後記】

從劉攻芸先生的故事中我們能了解到文化底蘊裡頭真正的精髓：這是任勞任怨，不屈不撓的對國家忠心的態度是一種值得尊敬的。還有對民族大義的精神，也從劉先生的故事中看得非常清楚。不但在他身上看到也了解到忠孝傳家忠義傳承的精神，可以從他世世代代都能看得見。本人有幸與他的下一代有機會認識，了解到劉家世代一些重要的故事。心感無似。

[1].友人稱他為 S.Y.

[2].陳寶琛(1848-1935)福州人，十三歲中秀才，二十一歲登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中法戰爭失利，受牽連，被貶降五級，回到福州二十五年，專心教育事業，創辦現代學校。1909年調回北京任理學館總裁，選為宣統帝師。

[3].陳布雷(1890-1948)浙江人。1911年浙江大學畢業，是當年報界奇才。1935年後歷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最高國防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1947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長期為蔣介石起草講稿文件。1948年11月在南京自殺。

[4].母親在去新加坡以前把所有的銀盤銀杯請銀匠化煉成一套調羹。

[5].趙世洵（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著《記侯官劉攻芸先生》內寫「美國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1898-1994）曾在眾院供證：贊揚先生，不僅廉潔，且為當今中國之能吏。」

[6].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故燕京大學校長，1946年後任美國駐華大使。在他《五十年在華之回憶》書中提到1949年何應欽組閣時的困難：聰明人都推辭不幹，唯有劉攻芸肯出來為國服務，實在難得。

[7].有一位年輕的馬來西亞華裔要採礦，請教父親幫忙跟銀行交涉借款。他的小礦成功後，他不忘恩，雖然沒有合同，父親也不去找他，他必定每個月親自上門送錢給父親。跟父親開礦的一群人中，只有他守信用，是模範的漢人子孫。

[8].父親過世給我母親的打擊太深。她的舊病重發，在整整一年後，1974年八月二號在美國病故。

[9].我在外國多年，遇見很多為我長輩的華人,有的認識我父親，有的只聽過他的名字。每當他們發現我是劉攻芸的女兒，都立刻將我另眼看待，舉起大拇指，誇贊父親的人格。有一次，我在倫敦一家中國飯店吃飯，朋友告訴老闆我是劉攻芸的女兒，老闆雖然不認識我父親，但是非常敬佩他的為，立刻送一大桌好菜招待。我們要付賬，他再三推辭，絕不肯收費。有一年我跟哥哥去看我家的舊司機。他替父親工作二十年，一直做到父親離開上海為止。我們小時他常帶我們去放風箏。那時他已中風病在洛杉機老人院裡。見到我們他只能流淚說幾個字「老爺，好人，好人!」又有個小傭人，後來在美國過得很好，他的女婿是醫生。他聽說父親過世,母親病重來到洛杉機,經濟環境不好，特來探望母親，送錢給她用。念念不忘父親對待上下級工作人員，從來沒有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