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中的P值

說起尷尬事,相信所有智商健全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地經歷過,只是有些人願意把它作爲笑談與人分享,有些人將它作爲羞辱掩埋於心。我屬於前者,從來都將人生中困苦和掙扎的經歷看做是一次文人在心靈上的跋涉,以及到達終點時可以與人分享的那份雲淡風輕。然而,有一件事是我早該與人分享,却至今都不能肯定我是否可以將它像故事一般地講述出來。太痛,痛到不願意去想!現在,我用英文字母的“P”,代表英文Pain(痛)字的縮寫,來講述這個尷尬的故事。

對於我來說,捨去“大我”不談,“小我”的人生“P”值無非源於生活情感和職業生涯。在我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的美國職場生活中,最大的“P”值經歷是幾年前在任教十年之久的公立學院“被穿小鞋”、試著適應、最後痛到不顧一切地“赤脚”離去的經歷。

這份尷尬不是因爲我做錯了什麽,而是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麽和如何補救。

在美國大學教書,學校總是鼓勵教師不斷進修,並算做業績評估的一項。機緣巧合,我得到了一個可以利用寒暑假集中授課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三年半過去,“過五關斬六將”,終於到了畢業論文答辯的時間。不巧的是,答辯的時間不在我的寒暑假期間。

“兩個星期太長,不行!”教西語的系主任在電話中說道。

“一個星期呢?我已經找好了代課老師,也將所有的考卷準備好了……”我小心翼翼地說。

“馬上就要給學生期末考試,老師一天也不能請假!”女系主任毫無妥協之意。

“我在學院教書十一年,只請過一天病假,現在我要請一個星期的假參加畢業答辯,難道這種要求過分嗎?”我據理力爭。

“如果你執意要去,你回來的時候,下學期可能會丟掉現在的工作。”系主任以“上帝”的口吻再次强調。

“學院的政策一直是鼓勵教師進修,我不相信請一個星期的假就要丟掉工作!如果您不批,我就找分院院長,分院長不批,我就找院長和教委!”我以爲自己在美國這麽多年已經學會了據理力爭。

“我是對你好才不能批准。如果分院長同意了,我沒意見!”也許是系主任習慣了我平日溫文爾雅的儒家風格,對我這次不甘示弱的態度有些吃驚,語氣從“以攻爲進”轉爲“以退爲守”。

系主任談話態度的前後變化,使我暗中得意——自己終於融入到美國的主流文化,可以開誠布公地對“上級”表明自己的訴求啦。

在這種自信的驅動下,我放下系主任的電話就給分院長的秘書打了電話,預約了第二天與分院長通話的時間。

在十幾個小時的等待期間,我重新梳理了此事的前因後果。

可以說在美國教書比較超脫,特別是教授語言,統一教材,基礎知識,老師各自爲政,只要沒有學生抱怨,按時通過學校的各項評估,一般不需要與系主任打交道。當然,如果想繼續提升,職場上的遊戲規則跟美國其它職業也就相差不多啦。

自從到美國來,我一直將不賺錢的寫作做爲一種職業;將賺錢不多的教書工作做爲一種愛好。許多年來,我對自己的教職盡職盡責,但是沒有“一定要爬向象牙塔頂端”的欲望。這種“無爲而治”的心態,直到我認識了自己的先生之後,才有所改變。於是,寫作變成了“愛好”,教書變成了“職業”,“讀博”也就包含了哪天抱個“鐵飯碗”回家的想法。

目標明確後,才發現自己以往的超然態度遇到了挑戰:關注了原本不去理會的事情,才發現自己的應變能力很差;想攀登“象牙塔”時,才意識到裏面的錯綜複雜。當人際關係交織在課本中,我就會下意識地告誡自己,這是在美國的職場上,應該多聽聽先生的意見。

先生是生長在美國的第三代德國後裔,是個“地道”的美國人。他常常認爲我在處理問題時,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用他的話說,就是“按原則辦事”!

話好說,做起來就太“概念”了。文化上的差異使我在處理問題上常常與他爭辯不休,但在實際行動上,我又下意識地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我在發給系主任請假Email時,我想過是否要先徵求她的意見,然後再分別給分院長和代課老師寫信。可是那天先生等著我外出,他說一封請假的Email爲什麽要搞得那麽複雜?我不需要噓寒問暖地刻意討好,公事公辦、三言兩語。於是我將原本要分開寫的Email合幷成了一封;將即將畢業的喜悅心情與請假的內容精煉到三句話,從分院長到系主任,從同系老師到代課教師,一股腦地發了出去。

很快我就收到了系主任的Email。信中沒有賀詞,沒有肯定和鼓勵,開門見山就質疑我爲什麽要請兩個星期的假?幷且强調她是系主任,此事必須謹慎處理。

直覺告訴我,系主任對我群發的Email不滿意!

我一邊埋怨著先生的“誤導”,一邊馬上給系主任打電話“補救”。在電話中,我向系主任解釋了沒有單獨發給她Email的原因,並承認沒有先徵求她的意見確實是我考慮問題欠佳……。

沒用!我的“自我檢討”竟使系主任更加理直氣壯,聲言我的行爲會使新上任的分院長覺得系裏的教師常常忽略她這個系主任的存在和决定。

我很後悔與系主任通話時一會兒用“儒家風格”的謙遜有禮,一會兒又用美國“民主風格”的人格平等,結果將一個原本不應該複雜的事情,演變成一定要由分院長出面解决的事情了。

分院長來電話了。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語氣和藹可親,問我只請一個星期的假是否可以?

鑒於系主任的態度,我自然對分院長的表態受寵若驚,立刻應允。

同樣出乎我的意料,系主任知道這個决定後,不但沒有反對,而且對分院長的决定表示支持!

我帶著讚美美國職場上上下級可以開誠布公地表達意願、無需阿諛奉承的美好心情,參加了畢業論文的答辯。

博士學位拿到了,我的教學工作也沒有像系主任恐嚇的那樣在下一個學期丟掉。

萬事大吉!

誰知,新學期開學沒過幾天,我就收到了每三年一次的教師考核通知。

距上次考核才過了兩年,怎麽提前了一年?

先生說我應該問清楚再在評估申請表上簽字;而我覺得,我已經由於上個學期請假之事與系主任有過 “磨擦”,不應該再節外生枝。

先生說既然表格來自於分院長的辦公室,我就應該向分院長瞭解情况,核實一下爲什麽要提前一年評估;而我認爲,隔著一層領導彙報工作,中國人把這叫做“隔著鍋臺上炕”,在人際交往中最爲忌諱。

“也許是學校改變了政策,每三年一次的教師評估改成了兩年。”想起上次的教訓,我决定這次不再聽從先生的建議,“我沒有博士學位時都教了十幾年,現在拿到了博士學位,還在乎多一次的業務評估嗎?”

我自信地在評估申請表上簽了字。

其實學校業務考核的目的是希望老師不斷地提高業務水平,沒有懲罰之意,所以被評估人總是允許在申請表上寫下三位老師的名字作爲評估人候選人,然後由系主任選定其中的一位。然而,我萬萬想不到系主任以各種藉口排除我提供的人選,指定給了我不在評估申請表上的人。

這是“公報私仇”!此刻,我明白了頂撞系主任的遺患並未了結。

先生見我鬱鬱寡歡,就建議我向系主任指出這樣做法違反了學校的規章制度;但是我對這種直來直去的美國方式已經缺乏信心,認爲這樣做只能激化我與系主任之間的矛盾。

以和爲貴!只要是一個好老師,誰評估,不重要!

我太樂觀了。在後來的日子裏,我一方面想用“中庸之道”向系主任示好;一方面又想像美國人那樣點明系主任的公報私仇。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法面前,我還是選擇了老莊的“無爲而治”。結果,我仿佛鑽進了一個猶如電腦設計好的陷阱——只要進去了,就按照事先編好的程序,一步一步地深陷下去。

系主任知道我與一位中文老師不和,就偏偏讓她來評估我。結果不出所料,評語連一個沒有任何教學經驗的老師都不如。

荒唐!十七項的評估報告設有五個級別,上一次我的評估報告是副系主任評估的,幾乎都在最高一級。而這一次,當我得到了博士學位,學到了更多的知識,學生的評估也一如既往,我却被這位老師毫無掩飾地從第五級降到了第一級……

“煮豆燃豆萁”,够狠!

“地道的”老美先生見我“豆在釜中泣”的時候,又建議我向上級反映情况。我試過,但是中途又打了退堂鼓:就算贏了,我還不是在人家手下工作嗎?還是“和爲貴”吧!

晚了!老祖宗教導的方式不但沒起作用,反而加深了我和先生的歧見。我們的茶餘飯後不再有雲淡風輕的話題,而是無休無止地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産生的爭吵。爲了這種壞心情不再干擾自己的生活,我放弃了這份無疾而終的工作。

寒假過後,我到另外一家公立學院上班了。當我收到新學院給我的第一個業務評估報告後,面對所有欄目中的評語都是Excellent(優秀)的時候,我很想把這份評估報告發給那位“助紂爲虐”的中文老師,告訴她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懂得的道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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