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威瑋（Joseph W. Ho）是一位研究現代東亞、中美交往和全球視覺文化（global visual culture）的歷史學家 。2009年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攻讀歷史系學士，2012、2017年在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歷史系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就一直擔任密西根大學利伯特-羅格爾中國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s Lieberthal-Roge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中心助理。

2017年開始該校阿爾比恩學院 (Albion College) 歷史學教授一職至今，2020-2023年擔任阿爾比恩學院 Prentiss M. Brown Honors Program計畫副主任。2017年5月成為理海大學出版社東亞基督教（Studies in Christianity in East Asia at Lehigh University）研究叢書編輯以及該協會附屬學術團體中的中國基督教研究會主任一職。

2024年8月開始為期一年的艾森伯格歷史研究所（Residency Research Fellow, Eisenberg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Studies,）駐地研究員，也將擔任波士頓學院利瑪竇中西文化史研究所的EDS-Stewart（EDS-Stewart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t Boston College’s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傑出研究員，以及密西根大學艾森伯格歷史研究所的駐地研究員（Residency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Eisenberg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Studies.）。

目前主持過十幾場講座、擔任30多場講座講師，也在中美多所大學或歷史組織進行過演講，其中包括美國歷史協會、亞洲研究協會、哈佛東亞學會、史丹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復旦大學、普渡大學、波士頓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等。2022年被Phi Beta Kappa 評為年度教師學者、2023 年評為 Arthur Andersen 年度教師。2024年6月賀威瑋更被邀請在澳門聖若瑟大學「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一百週年國際學術會議」擔任專題演講學者之一，題目為「Imago Mundi: Transnational Filmmaking and American Jesuit Missions in Early Cold War China」，探討 1947 年至 1949 年間美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拍攝的電影，並探討了當時中國天主教團體與國際教會網路在電影製作方面之間的關係。

目前出版過兩本書：

1.《戰爭與佔領中的中國：一位美國傳教士在杭州的信件，1937–1938》（李海大學出版社，2017年）

由賀威瑋和Charles Bright（密西根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聯合編輯（War and Occupation in China: The Letters of an American Missionary from Hangzhou, 1937–1938）由Rowman & Littlefield 和Lehigh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關於1937-1938年日本入侵中國中部的全新面向的紀錄，書中收錄了一位在杭州的美國傳教士的書信，詳細生動地記錄了戰爭從上海蔓延到長江流域的過程，以及隨後的日軍佔領，與南京大屠殺背景交織一起，呈現這座當時中國主要城市所經歷的混亂過程。

當日本軍隊抵達時，這位傳教士已在中國25年並精通中文，他既是歷史事件的見證者也是參與者。他就是杭州基督教學院的教務長，同時也是當地紅十字會的主席，組織難民營以庇護當時遭受災難的人們。此外，他還擔任一個國際委員會的主席，試圖在日本和中國軍隊之間進行調解，在日常生活中與佔領政權進行談判。這些書信——每週兩次——之中描繪了激烈的戰鬥和空中轟炸，平民難民的恐懼狀況，傳教事業的艱難情況，以及戰時中國外國中立者的經歷，還包括面對實際困境時的抉擇。

2.《發展使命：攝影、電影製作與美國傳教士在現代中國的活動》（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22年）（Developing Mission: Photography, Filmmaking,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Modern China）

由賀威瑋撰寫，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一部跨國文化史，探討美國傳教士從中日戰爭前的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如何利用靜態攝影和動態電影技術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進行宣教工作。

這本書詳細分析了這些傳教士圖像、相機和視覺想像的歷程，無論是在文化、社會和宗教方面上的影響，並探討傳教士是如何運用視覺媒介來傳達他們的使命和理念。當美國的新教和天主教傳教士在兩次大戰之間進入中國時，傳教士們手持相機進入當時的中國，對於宗教轉化上和推動東亞的現代化上是重要的里程碑，並同時塑造了西方對於中國的印象看法，進而影響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

預計2025年會與Anthony E. Clark 聯合出出版第三本書《Time Exposures: Catholic Photography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及出版《Sixteen at 100: Histories of a Radical Film Format》〈Moving Visions: 16mm Filmmaking as Transnational Missionary Apparatus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內頁篇章。

關於賀威瑋……

我的父親是一名環境工程師，我的母親是一名會計師。我出生在賓州（ Pennsylvania），在舊金山灣區度過我的童年。我的父母來自台灣我有一個弟弟在亞馬遜從事人力資源工作。我和妻子現在住在密西根州安娜堡，我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10歲）和一個兒子（8 歲）。我的人生導師從我的父母開始。我的父親教導我講好故事，不斷提出問題，批判性地思考世界；我的母親教導我如何看待自己與多個社區的關係，並且深深地關心他人。

最近正在進行的項目是……

我目前正在撰寫兩本新書：第一本是《時間曝光：天主教攝影與現代中國的演變》（Time Exposures: Catholic Photography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我與安東尼．E．克拉克（Anthony E. Clark ，Professor of History, Whitworth University 惠特沃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合著，探討了中國天主教社區如何創建並將照片視為現代中國許多歷史變遷的一部分。

第二本新書是《Bamboo Wireless：調解亞洲冷戰》（ Bamboo Wireless: Mediating the Cold War in Asia ）的個人著作，一本關於冷戰時期東亞和東南亞，主要關注 1949 年至 1979 年間的台灣。 在「夾在世界之間」時創造了個人和公共媒體。我在台灣發現了大量罕見的影像來源，我將它們作為本書的探討核心之一來探索。這本書將會影像呈現各種跨國團體（外國人以及華人僑民）在當時所謂的「夾心世界」之下如何創造了個人和公共媒體。

由《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出版發行第VOP Issue 36：福音視覺考──傳教士影像專題 Gospel Visuality: The Missionary Images Issue。掘考台灣與東亞視覺經驗裡，難以忽略的、由西方傳教士生產的巨量影像，剖析其產製歷程與文化政治，以及對現代身體與感知帶來的全面影響。其中賀威瑋考察在國共戰爭之後被迫離開中國的美籍傳教士過往攝製的大量照片、膠捲、相本與圖冊，從查禁到重塑，顯影二十世紀初傳教士視覺現代性在東亞的一段曲折軌跡。

與歷史照片的奇遇

2011年賀威瑋（Joseph Ho）曾在加州聖地亞哥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過，遇到一位老人欲將自己收藏的卷軸、鼻煙壺及來自中國的藝術品捐贈給博物館，他從旁聆聽瞭解到他是1934年出生於一位在中國美國醫學傳教士家庭的後代。賀威瑋對於他的故事很感興趣，因為當時他正在準備關於西方記者在戰爭時期中國的論文，詢問老人後他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圖像、影片，這些影像呈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前，軍閥、抗戰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時期的日常百姓生活，為那段歷史留下珍貴的紀錄及不同以往的視角。他還因此認識了其他醫學傳教士的家庭。最後他收集到了2000張圖片，還有1920－1949年代早期，總共3小時16毫米膠片的影片。

影片展示了傳教士在北京打雪仗，給病人拔牙、檢查眼睛，以及醫治腫瘤病人；中國喧囂的集市、賣油條的小販等。之中有一片段相當獨特，是1948年一群基督徒，其中包括中國人與西方人，在北京天壇進行復活節慶祝活動。這些素材也成為賀威瑋在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論文題目，密大歷史系副教授帕爾．卡塞爾表示賀威瑋所發現的收藏獨特之處在於彩色圖片數量多、拍攝時間及地點均有完整紀錄。且大多數學者多關注外交家、外國商人及其他人所拍攝的圖片，很少關注傳教士這一方面。表示傳教士深入人民生活並說著流暢的中文，能抵達許多遊客不會涉及的偏遠山區。

因為戰事，很多的傳教士都中止了拍攝。其中一位傳教士Ralph C. Lewis醫生被關在囚犯營中曾幫1924年奧運冠軍李愛銳（Eric Liddell）治療過。李愛銳是第五十四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的主人公原型。

透過他的努力我們可以更真切的感受到20世紀上半葉的生活，別且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我們將透過對話能對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目前最讓你印象深刻的照片或是影片……

每張照片、每部影片都充滿著故事。如果結合歷史和經驗來研究它們，將會發現很多細節和關聯性，它們的意義比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加重要。

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董事會董事Dr. Richard Henke醫生，1934年出生在中國邢臺市，來自一個美國醫學傳教士家庭，Dr. Richard Henke的父親Harold Henke是位醫生，而母親是位護士，並在十九世紀中期在中國傳教。

Dr. Richard Henke並將賀威瑋介紹認識另外兩個同為醫學傳教士的家庭。最後他收集了2000張圖片，大部分是彩色，以及1920－1950年代早期，總共3小時16mm膠片的影片。這些影像呈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前，軍閥抗戰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時期的日常老百姓生活，為那段歷史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Richard Henke的父親在離開中國前，所紀錄的最後影像是天安門城樓上掛著毛澤東與朱德的畫像。Dr. Richard Henke的這些資料最後成為賀威瑋在密大的博士論文題目。

狂熱的歷史學家攝影師

賀威瑋自稱是「一位狂熱的攝影師」，長期以來對東亞和美國攝影歷史和科技的著迷，對於常民攝影（vernacular photography）和電影製作在塑造文化體驗中的作用深感興趣，將自己的喜好跟學術研究做結合，在個人、專業和研究成像中使用數位和膠片媒體，積極收集、修復歷史圖像，並定期展示。探索人們視覺化周遭世界的方式，觀察相機和視覺材料如何建構歷史現實、感知和想像。快門的點擊、照片或幻燈片的內容、相簿頁的翻動、家用投影機的喋喋聲——這些都一再的觸發著他，啟發他的原因來自於成長過程中的家庭照片和二十世紀時期中國和台灣的豐富歷史。他也深入研究和教學圖像的歷史攝影設備。他常會思考「如果這些相機會說話，它們會說什麼樣的故事！」

為什麼會選擇進入研究現代東亞、中美交往和全球視覺文化（global visual culture）的歷史專業領域……

小時候，我對二十世紀中國和台灣家族歷史的故事、照片和文物非常感興趣。這些向我展示了過去的記憶是多麼深刻的個人記憶，也是國家和社區之間歷史、文化和社會重大發展的一部分。我喜歡閱讀和創作視覺和文字形式的敘事，也喜歡探索老式相機和光學設備等文物，幫助其他人記錄他們所看到的歷史。在我小學到高中時我相當幸運地遇到許多優秀的老師們，他們鼓勵我廣泛性的閱讀，如何寫作。除了跨領域之外，還能夠對歷史進行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思考。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我受到了優秀教授的指導，他們增強了我在歷史研究和寫作方面的興趣和技能。理解到我最終的興趣在於以學術和易於理解的方式探索、教授和寫作歷史。這些興趣促使我在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從事長期的研究、出版和公共宣傳活動。我相信，了解歷史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看到不同的人類經歷，因為它們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變化。結合過去看待現在不僅對於建立進步的未來至關重要，而且對於在地區、國家和全球背景下加深對人性的理解也至關重要。

是什麼驅使著我朝這些目標邁進……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和教師，我熱衷於分享我研究上的興奮、挑戰和複雜性——特別是因為我探索的主題對我來說有著如此深厚的個人根源。我最感興趣的是讓其他人（學生和公眾觀眾）站在我的立場上：將歷史視為偵探工作、好的故事講述、視覺文化和物質文化以豐富多彩的人類體驗。

最欣賞的攝影師……

我最喜歡的攝影師大多來自於我就學期間，一般是193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我最欣賞的有郎靜山、張照堂、Robert Capa（他是的攝影為中國抗戰時期，也是我大學所研究的項目），Alfred Eisenstaedt, Henri Cartier-Bresson, and Dorothea Lange我嘗試使用復古相機及膠片相機在自己的作品中複寫他們的風格（包括與這些偉大攝影師使用相同的相機）。

將興趣融入教學中

賀威瑋對於歷史及攝影的熱愛都具體地呈現在他的教學上，他致力於為學生提供一種「親身體驗的時光旅行」。

他的一名學生吉伯特回憶起：賀威瑋在學期結束時寄給每位學生一張二戰時期的明信片；而她的明信片是一名士兵寄來的，至今她仍非常珍惜這件文物。他親手實踐如何讓學生可以沐浴在歷史之中，透過照片影象真讓學生們真切感受到自己與歷史的連結。

他開立的許多有關東亞歷史的課程，其中包括「East Asia: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Visualizing East Asia」。

他有時會使用他的復古相機收藏，讓學生親自體驗拍攝照片及「洗」照片，瞭解如何透過影像捕捉歷史的瞬間。抑或是將自己裝扮成1930年代的中國「夫子」模樣，接受學生採訪他，他則向「訪客」們講述了生處那個年代以後的所有的革新，例如他必須很努力了解網路與手機的存在時。

他也將歷史與生活、影象紀錄做結合，阿爾比恩學院(Albion College) 歷史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馬西．薩克斯(Marcy Sacks) 分享她旁聽的一堂課心得，看到賀威瑋課堂中分享的其中一張照片是他蹣跚學步的兒子穿著歷史服裝，課堂上正討論著文化和歷史的元素，他感受這一刻賀威瑋是如何讓「異國文化元素如何地真實呈現出來（exotic and foreign seem real and present）」。

最特別的是，除了教學外，他也重視人與人的關係建立，他會記得所有學生的名字，在辦公室設立名為「Tea Hours」的時間，透過輕鬆氣氛與學生建立長遠的關係，為他們的未來而擔心。

他讓歷史學不再是生硬死背的教課書，透過他的興趣與個人特質，他在裡面找到了人與人的連結，鑑往知來。是什麼塑造成現在的他？讓我們透過問與答來了解他更多……

學術生涯上的導師……讓我學會了……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早期最強大的導師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兩位傑出教授：史蒂芬．D．考克斯 (Stephen D. Cox) 和保羅．皮科維奇 (Paul Pickowicz)。史蒂芬教授教會了我如何成為一個好奇心強、富有同理心、興趣廣泛的知識分子，以及如何以一種引人入勝的方式進行寫作和研究。史蒂芬教授的鼓勵讓我一生受用，幫助了我增強作為學者的信心，克服了成為專業學者艱難道路上的許多挑戰，同時總是提醒我如何享受我所探索的主題上的豐饒（就像他所做的那樣，他寫的所有內容和研究過）。保羅教授向我顯現出如何讓其他人（包括學生和普羅大眾）感受到歷史的樂趣；他也指導了我的第一個現代中國史以及攝影和電影史的研究計畫。每當我教學、寫作和有新的研究發現時，我總是會想到他們。

~期 許~

我的社會責任是什麼……怎麼執行……

我認為我的社會責任根植於如何創造性地的使用一些方法來保存和探索我們對過往歷史上的理解——作為一名學者和教師，如何幫助他人明白，個人和全球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的動態關係。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們如果越能夠更好地欣賞不同時空背景、不同文化之下的不一樣的經歷，我們就越能夠對彼此產生更多的同理心。

【後記】

如果有一天的空閒時間……我很可能會與我的家人一起。

我很可能會與我的家人一起。如果我一個人，我可能會對我所收藏的一台老式相機進行維修或是拍照，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安娜堡（Ann Arbor）美麗的社區，或探索博物館或舊書店。

到了二手舊書店，我最喜歡挑選有關東亞歷史的書籍來擴大我的閱讀清單和教學資源。建立一個包含中國、日本和韓國歷史偉大著作的個人圖書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喜歡根據我欲想教授的課程內容來選擇書籍。最近，我開始收集烹飪書和烹飪史書籍，為未來的「東亞美食」課程準備。由於我收集老式相機，我也一直在尋找攝影手冊、雜誌和書籍。透過這種方式，我所收藏的書籍與我的攝影專業上的收藏相結合，其中包括從 19 世紀至今的 250 多台相機和鏡頭。

當大多數人都在使用數位手機時，傳統相機會發生什麼變化……

也許你會感到驚訝，現今傳統相機的需求其實更多了。

特別是在喜歡攝影的年輕族群中。另一方面，自從數位攝影及手機攝影普及，它們就不再「酷」了。從未使用過膠卷的年輕人，以及使用膠卷長大的老年人，都在重新發現傳統相機作為一種新的創造力形式。他們有一種數位化無法提供的觸覺參與。儘管我們永遠不會回到膠卷攝影成為常態的時代，但膠卷相機和其技術仍然可含括各年齡層攝影師的中小眾的需求。今天依然有人在使用起源於數百甚至數千年前的藝術技巧和媒體。縱使我們生活在一個以數位為中心的世界，並不意味著這種富含創造力的媒體將會完全消失。

【編者按】

2016年6月18號在聖地牙哥中華歷史博物館的第三街上一對石頭獅子揭幕了。當天Henke醫生也是當時博物館的董事會的成員之一, 他也前來參加盛會，這兩張照片彌足珍貴。

 (劉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