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興華

能夠有幸採訪到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飛越喜馬拉雅山,為中國軍隊運輸補給的美國英雄,要感謝中國美食。這位對昆明和成都的中國飯念念不忘的95歲高齡的老人是新樂宮的常客。酷愛二戰歷史的新樂宮老闆陳醫生聽到Harry講起最具傳奇色彩的飛虎隊的故事,便馬上告訴我們:這個人必須採訪。而馬平主編放下電話的第一句話則是:這個人必須上華人雜誌的封面。

從1937年起,中國軍隊在日本的飛機大炮和坦克的壓迫下步步後退。我軍與日軍的傷亡比例有時會高達20:1。陳納德將軍向民國政府提出,至少需要有100架飛機,才能勉強對抗日本的制空權。 1941年4月15號,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法案,准許退役的美國軍官加入中國軍隊,並准許中國通過租借法案購買飛機。 8月1日,陳納德正式組建“美國志願航空隊”,並通過宋子文得到了100架Hawk-81A2戰鬥機。第一批的飛行員中有很多來自“上海幫”。父母是來上海做生意、當外交官的美國人,他們就出生在上海,畢業於哈佛、斯坦佛,操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並以中國話為“母語”而感到自豪。這些人當中有看到澳洲飛行員在飛機機頭上畫的鯊魚很喜歡,就照葫蘆畫瓢,也在機頭上畫了個大鯊魚。而生平從未見過鯊魚的昆明市民不認識,便叫這些戰鬥機“飛老虎”。 1941年12月,陳納德第一次出擊在昆明上空取得勝利,第二天,昆明記者以“空中飛老虎”來形容他們。於是,美國志願航空隊便命名:飛虎隊。隊標,則是請美國動畫工廠,迪斯尼設計的。

而當時,Harry Kaplan還是一個16歲的高中學生,在紐約讀書。

“日本人偷襲珍珠港讓我們團結起來。所有人都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投入到戰爭中去。”這位95歲高齡的老人說話依舊清晰,只是手會有些抖。“我父母來自俄羅斯和波蘭,家裡沒什麼錢,但我知道自己可以出力。只是,政府不准許我們,要我們讀完高中。高中畢業後不到兩個月我就收到了入伍通知書。那時候可沒有什麼義務兵,是徵兵。每個人都要當兵。”

“您入伍的想法是什麼?是要暴打一頓膽敢冒犯美國的傢伙,還是認為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

“正義的一邊。”老人很嚴肅,“2000年中國政府邀請我們回到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在北京一下飛機,就是撲面而來的掌聲,沒有停息的掌聲。看著迎接我們的中國人民,我更加堅信,我們是站在正義的一面。到達昆明的時候他們用紅地毯迎接我們,我感到無比的自豪,為那些長眠在喜馬拉雅山上的戰友而感到自豪。想到他們的時候,我是笑著的,我為他們驕傲。”

“犧牲的最大原因是飛越日軍封鎖線麼?”

“不,不是的。是天氣。日本人紙糊的飛機飛不了多高。天氣不好,能見度差的時候我們要飛一萬尺,天氣好能見度好的時候也要飛八千。1945年戰事最緊張的時候我們曾經在一天裡失去了五十架飛機。”

“差不多一半?”

“不不不。”Harry笑著糾正我,“1942年的時候美國志願航空隊解散了。他們被併入美國正規軍,我們叫做駐華航空特遣隊,沿用了飛虎隊的名字。那些上海幫的工資一下子從2000美金降到了15美金。他們心疼著呢。不過,他們還是留了下來。那是一場正義的戰爭,跟錢沒有關係。”

在12個月裡,Harry往返91次,飛越喜馬拉雅山182次。有時候飛昆明,有時候飛成都。天氣好的時候要五個多小時,天氣差的時候就要八個小時。在機場落地後沒有時間出去轉轉,倒頭睡一覺,加油加水,就回來了。他一再強調,飛中國是美國飛行員最快樂的差事,因為印度飯沒法吃。到了昆明、成都,可以連吃帶拿,運氣好還能搞到雞蛋。

“您不害怕?”

“不。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只是運輸糧食、藥品、武器。真正戰鬥的是地面部隊。無論飛得多高都不能贏得勝利。每當天氣好的時候,我們運送中國軍人。因為飛到一萬尺以上是需要氧氣面罩的,中國軍人沒有氧氣面罩。他們不但沒有氧氣面罩,而且沒有降落傘。飛機一旦出事,我們是有傘的,可以跳下去的。他們沒有。那些中國軍人,他們沒有氧氣面罩,也沒有傘。”

“說說你飛到印度的事情吧。”也許是看到老人的情緒不太好,他的夫人兼秘書,凱瑟試圖轉移話題。

果然,老人興奮起來:“哦。我們在邁阿密上飛機,誰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機長在飛機上打開信才知道,我們的第一站是巴西。從巴西飛到非洲,從非洲飛到印度的西南,就像是美國的聖地亞哥這裡,然後飛東北,就像是紐約、華盛頓。日本人被狙擊在距離仰光不遠的地方。其實根本談不上什麼阻擊,日本人的戰線拉得太長,兵力不足,對我們構不成威脅。中國軍隊牽制了一百萬關東軍,他們在緬甸印度抽不出人來,在太平洋上也沒有援軍。我們知道中國人在幹什麼。我們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陳醫生實在按捺不住了,問出一直懸掛在心中的問題:“飛虎隊最後一次執行任務是什麼時候?”

“1945年。這裡還有個插曲。我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就飛夠了里程,可以退役。要知道我當年才19歲,想家。高高興興地收拾好行李睡了一覺,第二天醒來發現那些打希特勒的傢伙都跑到我們這裡,準備打日本人了。長官告訴我,希特勒死了,歐洲戰役結束了。日本天皇拒絕投降,我們還要以犧牲一百萬士兵的代價才能佔領日本本土,沒人能退役。我們已經沒有了飛行任務,因為當時上海已經解放了。物資都從上海補給。但我還是在喜馬拉雅山腳下呆了好幾個月。直到杜魯門總統丟下了原子彈。那個天皇是個非常固執的人,丟了一顆他還不投降,非要等到我們丟下第二顆才行。白白犧牲掉幾十萬人的生命。”

看著老人帶來的一張張歷史照片,沉重的感覺從泛黃的照片中傳遞到手掌心。

“中國人是偉大的,”老人指著宋美齡先生在美國國會上講演的照片,旁边站着罗斯福总统,“一位中國女性用英文在美國國會上發表講演。在那個年代,是震撼的,衝擊的。她籌集到一大筆錢。一大筆軍費。那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戰爭,是人類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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