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興華

能夠有幸採訪到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飛越喜馬拉雅山，為中國軍隊運輸補給的美國英雄，要感謝中國美食。這位對昆明和成都的中國飯念念不忘的95歲高齡的老人是新樂宮的常客。酷愛二戰歷史的新樂宮老闆陳醫生聽到Harry講起最具傳奇色彩的飛虎隊的故事，便馬上告訴我們：這個人必須採訪。而馬平主編放下電話的第一句話則是：這個人必須上華人雜誌的封面。

從1937年起，中國軍隊在日本的飛機大炮和坦克的壓迫下步步後退。我軍與日軍的傷亡比例有時會高達20：1。陳納德將軍向民國政府提出，至少需要有100架飛機，才能勉強對抗日本的制空權。 1941年4月15號，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法案，准許退役的美國軍官加入中國軍隊，並准許中國通過租借法案購買飛機。 8月1日，陳納德正式組建“美國志願航空隊”，並通過宋子文得到了100架Hawk-81A2戰鬥機。第一批的飛行員中有很多來自“上海幫”。父母是來上海做生意、當外交官的美國人，他們就出生在上海，畢業於哈佛、斯坦佛，操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並以中國話為“母語”而感到自豪。這些人當中有看到澳洲飛行員在飛機機頭上畫的鯊魚很喜歡，就照葫蘆畫瓢，也在機頭上畫了個大鯊魚。而生平從未見過鯊魚的昆明市民不認識，便叫這些戰鬥機“飛老虎”。 1941年12月，陳納德第一次出擊在昆明上空取得勝利，第二天，昆明記者以“空中飛老虎”來形容他們。於是，美國志願航空隊便命名：飛虎隊。隊標，則是請美國動畫工廠，迪斯尼設計的。

而當時，Harry Kaplan還是一個16歲的高中學生，在紐約讀書。

“日本人偷襲珍珠港讓我們團結起來。所有人都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投入到戰爭中去。”這位95歲高齡的老人說話依舊清晰，只是手會有些抖。“我父母來自俄羅斯和波蘭，家裡沒什麼錢，但我知道自己可以出力。只是，政府不准許我們，要我們讀完高中。高中畢業後不到兩個月我就收到了入伍通知書。那時候可沒有什麼義務兵，是徵兵。每個人都要當兵。”

“您入伍的想法是什麼？是要暴打一頓膽敢冒犯美國的傢伙，還是認為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

“正義的一邊。”老人很嚴肅，“2000年中國政府邀請我們回到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在北京一下飛機，就是撲面而來的掌聲，沒有停息的掌聲。看著迎接我們的中國人民，我更加堅信，我們是站在正義的一面。到達昆明的時候他們用紅地毯迎接我們，我感到無比的自豪，為那些長眠在喜馬拉雅山上的戰友而感到自豪。想到他們的時候，我是笑著的，我為他們驕傲。”

“犧牲的最大原因是飛越日軍封鎖線麼？”

“不，不是的。是天氣。日本人紙糊的飛機飛不了多高。天氣不好，能見度差的時候我們要飛一萬尺，天氣好能見度好的時候也要飛八千。1945年戰事最緊張的時候我們曾經在一天裡失去了五十架飛機。”

“差不多一半？”

“不不不。”Harry笑著糾正我，“1942年的時候美國志願航空隊解散了。他們被併入美國正規軍，我們叫做駐華航空特遣隊，沿用了飛虎隊的名字。那些上海幫的工資一下子從2000美金降到了15美金。他們心疼著呢。不過，他們還是留了下來。那是一場正義的戰爭，跟錢沒有關係。”

在12個月裡，Harry往返91次，飛越喜馬拉雅山182次。有時候飛昆明，有時候飛成都。天氣好的時候要五個多小時，天氣差的時候就要八個小時。在機場落地後沒有時間出去轉轉，倒頭睡一覺，加油加水，就回來了。他一再強調，飛中國是美國飛行員最快樂的差事，因為印度飯沒法吃。到了昆明、成都，可以連吃帶拿，運氣好還能搞到雞蛋。

“您不害怕？”

“不。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只是運輸糧食、藥品、武器。真正戰鬥的是地面部隊。無論飛得多高都不能贏得勝利。每當天氣好的時候，我們運送中國軍人。因為飛到一萬尺以上是需要氧氣面罩的，中國軍人沒有氧氣面罩。他們不但沒有氧氣面罩，而且沒有降落傘。飛機一旦出事，我們是有傘的，可以跳下去的。他們沒有。那些中國軍人，他們沒有氧氣面罩，也沒有傘。”

“說說你飛到印度的事情吧。”也許是看到老人的情緒不太好，他的夫人兼秘書，凱瑟試圖轉移話題。

果然，老人興奮起來：“哦。我們在邁阿密上飛機，誰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機長在飛機上打開信才知道，我們的第一站是巴西。從巴西飛到非洲，從非洲飛到印度的西南，就像是美國的聖地亞哥這裡，然後飛東北，就像是紐約、華盛頓。日本人被狙擊在距離仰光不遠的地方。其實根本談不上什麼阻擊，日本人的戰線拉得太長，兵力不足，對我們構不成威脅。中國軍隊牽制了一百萬關東軍，他們在緬甸印度抽不出人來，在太平洋上也沒有援軍。我們知道中國人在幹什麼。我們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陳醫生實在按捺不住了，問出一直懸掛在心中的問題：“飛虎隊最後一次執行任務是什麼時候？”

“1945年。這裡還有個插曲。我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就飛夠了里程，可以退役。要知道我當年才19歲，想家。高高興興地收拾好行李睡了一覺，第二天醒來發現那些打希特勒的傢伙都跑到我們這裡，準備打日本人了。長官告訴我，希特勒死了，歐洲戰役結束了。日本天皇拒絕投降，我們還要以犧牲一百萬士兵的代價才能佔領日本本土，沒人能退役。我們已經沒有了飛行任務，因為當時上海已經解放了。物資都從上海補給。但我還是在喜馬拉雅山腳下呆了好幾個月。直到杜魯門總統丟下了原子彈。那個天皇是個非常固執的人，丟了一顆他還不投降，非要等到我們丟下第二顆才行。白白犧牲掉幾十萬人的生命。”

看著老人帶來的一張張歷史照片，沉重的感覺從泛黃的照片中傳遞到手掌心。

“中國人是偉大的，”老人指著宋美齡先生在美國國會上講演的照片，旁边站着罗斯福总统，“一位中國女性用英文在美國國會上發表講演。在那個年代，是震撼的，衝擊的。她籌集到一大筆錢。一大筆軍費。那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戰爭，是人類的戰爭。”